1950年5月，刚成立的四川省涪陵专区公安处缺干部，到涪陵县师范学校招录。当时我踊跃报名，通过学校的推荐和招录单位严格考核，被招录参加革命工作，经过短期业务培训后正式上岗。不久，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在公安处和涪陵地委担任秘书和秘书科、保密科副科长职务。1962年国家机构精减调整，我被调到涪陵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任刑庭副庭长。

　　1966年3月初，组织决定调我到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当院长。我当时34岁，正是为党出力的时候，二话没说，离开了刚生小孩两天的爱人和年近七旬的祖母，打着背包就乘船从涪陵出发，顺乌江而上，前往赴任。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地处重庆东南边陲，为渝、黔、湘、鄂四省市接合部，是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赵世炎的故乡。当时有的乡不通公路，就是贺龙元帅建立的川黔湘鄂老革命根据地南腰界乡亦是如此，一直被定为国家级重点贫困县。

　　酉阳县法院仅有一楼一底共计100多平方米的办公楼一幢，干部住在简陋的木结构平房内。法院共有8名干部。其中有3人长期离开法院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余5人有2人在两个法庭工作，法院机关实际只有3名干部，一个是年老多病的老院长，一个管行政事务，一个管刑事案件。我单身到此，无一身牵挂，全身心投入了新的工作，办公的地方也就是住宿的地方。

　　当时起诉到法院的案件很少，主要是抓好调解组织的健全和培训工作，把大量的民事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县公安局只要召开特派员和派出所长会，我都要去讲如何预防矛盾纠纷激化，抓好民事调解等专题。这样一抓，诉讼案件大大减少，法院的工作压力也减轻了。

　　我去两个月后，本县亮垭公社发生一起丈夫杀死妻子的大案，我与刑事干部提前介入了解案情，突击审讯，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做到了速战速决。从案件到法院审结，仅用了半个月时间，就在当地召开公判大会，对罪犯宣判死刑后执行了枪决。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深受教育、反映很好，县委领导也非常满意。

　　文化大革命中我也受到一定的冲击，当时的造反派宣布我“靠边站”，不让我行使领导职务。但可以下去查案。在机关无事时，我就自己找事做。如除杂草，打扫卫生等。法院养猪的猪圈，积满了猪屎，从未除过，我就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有的同志农村家属来了，我就利用每天吃晚饭后的休息时间，深入到他们家中去拉家常，问寒问暖，帮助解决困难。我这样做，消除了彼此间的矛盾，调动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70年代初，经过文革破坏的机构开始恢复。县法院干部增加为21名。法院办公楼和干部宿舍报县委批准同意后，决定与县委建房一起建设。6个法庭的办公及干部住房也逐步得以落实。

　　1974年1月，我被调回涪陵地区中级法院工作，先担任民庭庭长，后任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职务，1992年退休。2005年5月，在院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我得以重回酉阳故地，呈现在我眼前的是建筑面积达8000平方米的现代化办公大楼，各种现代化办公设施一应俱全，办公人员由当时的8人增加到如今的113人，内设机构也从“零”增加到12个，法院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抚今追昔，我由衷地感到欣慰和高兴。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