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区域自治。中国采用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解决民族问题，是根据本国的历史发展、文化特点、民族关系和民族分布等具体情况作出的制度安排，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发展要求。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及其实施作出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1949年，《共同纲领》确立民族区域自治为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1952年，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发布，民族区域自治开始全面推行。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地位。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把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固定了下来，使民族区域自治进入法制化轨道。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被确立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2001年，新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2005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2007年，党的十七大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194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解放的中国蒙古族聚居地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开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全面推行民族区域自治。195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58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

　　目前，我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自治区5个、自治州30个、自治县（旗）120个，还有1200多个民族乡。在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民族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70％以上。自治地方的数量和布局，与中国的民族分布和构成基本上相适应。　　

　　依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它们在行使同级地方国家机关职权的同时，拥有自治权：　　

　　一是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中国155个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都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则全部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其他组成人员中，依法合理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干部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目前，全国少数民族干部总数达290多万人。　　

　　二是享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截至2008年底，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现行有效的自治条例134个，单行条例418个。民族自治地方根据本地的实际，对婚姻法、继承法、选举法、土地法、草原法等法律的变通和补充规定有74件。　　

　　三是享有自主发展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等多方面的权力。如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民族自治地方还有权保持或者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自主安排、管理和发展本地方经济建设事业，自主管理地方财政，自主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按照“慎重稳进”的方针，因地制宜地开展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各民族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民族地区的生产力，实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优惠政策，西部大开发战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以及组织实施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西部地区对口支援行动、“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温饱基金”、“天然林保护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等，都将帮助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作为重要内容。党和国家还专门出台加快新疆、西藏、宁夏、青海、广西、云南等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专门文件。　　

　　据相关部门统计，2008年，包括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3个多民族省在内的民族地区ＧＤＰ总量达3062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78年增长了17．3倍，年均增速10．2％。南昆铁路、南疆铁路、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一大批重点工程开工建设，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普遍改善，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同时，国家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得到全面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自1984年10月开始实施，经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通过的修正案草案于2001年2月28日公布实施。其特点为：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对于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有充分保障；在经济体制、财政、金融、税收、外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工作、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等方面的条款可操作性强；对民族自治地方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扶持力度大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