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加强，国土资源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部门，其权力水涨船高——继“地毯式”巡查以后，正在建立动态巡查、统计快报等四项基础制度，每一项制度都与中国的土地政策、房地产行业甚至各个地区的工农业发展息息相关。在行政调控背景下，国土资源部与审计署的相似之处越来越多，人们希望它成为保护中国耕地、保护土地产权的“看门狗”。

　　国土资源部为了克尽看守之职，加之在巡查中发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近日频频指责地方政府违法用地，并提出七大病因，也是几点要求。概而言之，一是实行土地资源与国土部门的垂直管理，以减少地方政府的掣肘，二是加大政府的行政问责机制，三是加大国土资源部的处罚权限，减少法律法规的实行层级，甚至赋予国土资源部“先行拆除权”的权力。要害在于第三点，如果赋予“先行拆除权”，就意味着将打破我国现有的土地法律与法规的执行程序，将司法与行政复议程序后置，赋予国土资源部与证监会相同的准司法权。

　　国土资源部提出的几点要求，是否可以理解为，若不满足扩权的要求，恐怕只能尸位素餐。显而易见，这是国土资源部与地方政府的权力较量过程中，对于行政权力的再次呼唤。

　　一篇题为《堵漏洞治根本——遏制地方政府违法用地的调查与思考》的文章，阐述了国土资源部要求取得“先行拆除权”的理由：第一，国土资源部向地方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拆除违法占地的建筑物时，地方法院的不作为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第二，我国违法行为处罚执行程序过于复杂，文章建议，应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或最高人民法院，赋予国土资源部门对违法占地的“先行拆除权”，以便将违法行为及时消除在初发阶段。当事人对拆除不服可向法院起诉，经法院认定国土资源部门拆除错误的，国土资源部门予以赔偿。

　　这是要求用简易行政制裁替代法律惩处，好处是可增加行政效率节约成本，坏处是剥夺了相对弱势群体的申诉权与选择权，或使申诉权成本上升导致法律救济难度加大。虽国土资源部认为在赋予先行拆除权后，当事人仍可借助法律得到救助，但对于当事人而言，成本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正因为此，我们才需要公正的程序体现法治的公平精神，这就是所谓的从程序公正达致本质公正，将行政权与司法权集于一身显然有悖于此。

　　得到公正需要付出代价，依靠行政权力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每个官员都成为包公，而依靠法治有时会因为纠缠于程序而付出高昂成本，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相信包公再世的神话，混淆行政与司法权，不如相信法律来得现实。

　　国土资源部即便不是把自己当成了包公，也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强于众人。事实恐怕并非如此，对于地价与房价的关系，国土资源部除了坚决否认“地荒论”抬高房价之外，并未有明确的看法，房价过高的矛头先是对准游资、外资，而后才锁定地方政府。2005年4月，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胡存智表示，各省市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增加或减少房地产用地，避免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而一度拟推出的“勾地”制度也被斥为抬高房价的恶政。

　　违法用地的问责制本有章可循，却迟迟无法到位；法律本应持公平之义，地方法院却时常被地方利益所裹挟——国土资源部的疑问提得适时，但由此要求赋予行政部门准司法权，却是挂羊头卖狗肉式的坏药方。（原载： 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