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现行司法制度的诸多缺陷尚能为普遍的社会公众所承受，而不致对社会公正造成强势冲击，那么一旦面临社会转型，在社会原有价值规范整体失灵的情势下，现行司法体制的弊端必定就会凸显出来。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体制改革。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逻辑，必然要求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实现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传统的集权式社会结构面临着全面转型，作为生发于其中的现行司法制度也面临着变革。同时，市场经济本身是一种法治经济，它对社会法治环境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它既需要建立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来保障市场竞争的公平环境，也要求在参与市场竞争的理性经济人的权利遭受侵害时，能够有公正的裁判者来提供权利救济，而中国现行的司法制度显然难以承担这样的职能。相反，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现行司法制度容易滋生司法腐败、诉讼效率极其低下的弊端却暴露无遗。从现实情况来看，司法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已经极大地破坏了司法权威、损害了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并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作为回应，司法公正的重塑问题也就随之而被提出。

　　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的弊端在于公正的缺失，因此，司法改革的目标应当定位为公正的重塑。应当注意的是，囿于传统观念，对于司法公正的理解，我国更多的是强调实体的公正性，而对程序的公正性则相对忽略，在司法改革的实践中，已经出台的一些改革措施已经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点，例如作为遏制司法腐败对策的错案追究制，虽然有利于增强法官责任的落实，但其对程序公正尤其是程序独立性妨碍极大。显然，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考察，这种改革措施的科学性是值得质疑的。作为我国司法改革的终极目标，司法公正应当兼顾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个层面；在改革方案的选择上则应通过对程序公正的保障来致成实体公正的结果。具体而言：

　　首先，保障程序独立性。鉴于目前严重的司法信任危机（社会公众的观念中，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中立、公正形象受到极度贬损），必须进一步推进司法管理体制的改革，通过彻底实现司法独立来重塑人民法院中立、公正的形象。在具体作法上：1、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资源独立于地方，目前可行的方案有二：一是对现行司法体制作大的调整，建立人民法院系统的中央垂直领导制度，使司法权彻底脱离地方；二是在现行司法体制的框架内，通过设立跨行政区域的大司法管辖区域或设立各级巡回法院的方式，使司法对地方形成“有限超越”。2、加强保障法官个人独立的制度建设。改革法院内部管理模式，合理界定法院院长和庭长等司法行政事务领导与法官的关系，废除案件审理院长、庭长审批制；改造审判委员会的功能，逐步淡化其实质审理的功能，加强其经验总结与交流的内外协调功能；同时还应提高法官的任职资格条件，提高法官整体素质，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条件来看，从有经验的律师中选拔法官是较为可行的方案，应当成为制度变革的突破口；另外法官的服务条件也应得到改善，至少要做到与法官的“特殊公务员”的身份相适应，确保法官职业的尊严。

　　其次，增强程序的民主性。作为现代社会的结构特征和制度优势，民主已经深入人心，在这样的背景下，增强程序的民主性也构成了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考虑到新的控辩式诉讼模式的确立大大增强了被告人对辩护律师的依赖性，因此，为了保障被告人能够获得律师的帮助，维护刑事司法的公正、公平，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新的审判方式能够有效运行，我国刑事司法援助制度的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应当考虑从侦查阶段起就及时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律师进行司法援助，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同时，目前争议较大的诉讼费用制度也应有所改革，不但应在总体上降低诉讼费用的标准，消除普通公民接近法院、接近正义的障碍；而且应当统一目前各自为阵的收费标准，增强公民对司法公平、公正的认同感。

　　再次，加强程序的控权性。首先，应当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以强化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具体而言，应当扩张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允许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对于具体行政行为也可以进行合理性审查。其次，在刑事诉讼领域，应当强化司法权对侦查权和公诉权的制约。具体而言，在侦查程序中，应当确立司法审查原则，侦查机关采用逮捕、拘留、监听、诱捕等强制侦查措施，必须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由法院审查批准后才能执行。

　　还次，增进程序的平等性。在观念上必须突破国家本位主义的桎梏，强调在法治国家背景下，法律应当平等地对待政府和公民（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国家与个人），在法律的规范体系之内，个人与国家具有平等的法律主体资格；政府不应当在法律上享有不必要的特权和豁免权。在制度设置上，尤其是在刑事诉讼领域，必须留意涉讼公民与代表国家起诉的检察机关在诉讼地位上的平等性，确保控辩平等原则的真正实现。具体而言：1、应当强化辩护权。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律师之间的会见交流权；确立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权；健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等。2、逐渐弱化直至完全取消检察院对法院的法律监督权。更为重要的是，应当摒弃国家本位主义观念，塑立起检察院就是刑事诉讼中的原告当事人的观念，由此奠定控辩平等的观念基础。另一方面，在行政诉讼领域，应当增强程序的刚性，对于行政机关消极应诉、拒不应诉甚至阻挠、妨碍诉讼进行的，司法机关应当有权加以制裁。

　　又次，实现程序的公开化。一方面，应当坚持程序法定原则，对于目前无法公开的“法外程序”，应当通过深化法院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加以杜绝。当前，法院正在进行审判长选任制的审判方式改革，检察机关也在推行主诉检察官制，这些改革措施有利于保障司法人员的主体性，增强其独立办案的权限，也有利于排斥法外程序的出现；同时，应当尽快确立判决书说理制度，法官在判决书中必须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以及法律的适用给出明确的“说法”，以增强判决的理性。

　　最后，完善程序的科学性。应以更为开放的态度对待先进诉讼制度的采纳和建立。对于一些争议较大的制度，可在司法实践中先行试点，如证明可行，则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加以采纳。如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司法解释中已经规定：凡经查证确是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适用。实践证明，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不足，有利于约束侦查机关的权力，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并有效地遏制了刑讯逼供的泛滥。在今后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可以考虑将其纳入刑事诉讼法典之中。

（作者单位：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