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观点认为，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作为结果的危险”，抽象的危险犯中的危险是“行为的危险”；换言之，前者要求有构成要件上的危险这样的“结果”，后者则没有这样的要求。

　　第二种观点认为二者虽然都以对法益侵害的危险作为处罚根据，但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需要在司法上具体认定的，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立法上推定的危险。

　　第三种观点认为，抽象危险犯是具体的危险犯的前一阶段；即侵害意味着发生实害，具体危险意味着侵害的可能性，抽象的危险意味着具体的危险的可能性。

　　第四种观点二者只是程度上存在差异，有人认为两种危险的差异在于对事实的抽象化程度存在差异，即具体的危险犯要求在具体范围内考察有无危险，抽象的危险犯要求在更广范围内考察有无危险。

　　第五种观点认为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紧迫的、高度的危险，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比较缓和的、低度的危险。

　　笔者认为，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应指在司法上以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可能性；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应是指在司法上以行为本身的一般情况或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危险。理由阐述如下：

　　新刑法第114条、《刑法》修正案（三）对危险行为对象规定如下：一类是对之实行放火、爆炸、投毒、决水等行为就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对象，如油田、重要管道、公共建筑物、森林、易燃易爆设备、设施等；另一类是对之实行放火等行为也不一定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对象如住宅与其他公私财物。但是不管哪一类对象，事实上都需要司法上根据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判断有无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显然不能认为凡是以放火等方法破坏住宅或其他公私财产的，就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否则，放火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罪名就无法区分了。

　　将抽象的危险犯中的危险理解为“在司法上以行为本身的一般情况或者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可能性”符合刑法规定。例如盗窃枪支、弹药、爆炸物罪是抽象的危险犯，根据一般社会生活经验，认定盗窃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具有公共危险时，便成立该罪。因此认定抽象的危险犯中的危险时，对作为判断基础的事实进行抽象程度高。而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司法上以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法益侵害结果的可能性。放火罪是具体的危险犯，根据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使对象物燃烧的行为具有公共危险时，才能成立放火罪。由此可见，就同一性质的行为而言，与抽象的危险相比，具体的危险对法益的威胁程度更为严重，也可以说抽象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是重视行为本身的危险性。据此理论，我国刑法规定的抽象危险犯很少，所规定的危险犯大部分属于具体的危险犯。例如放火罪、投毒罪、爆炸罪、决水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电力设施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等，都属于具体的危险犯。

　　此外，也不能认为，只有当法条表述上有“危险”二字时才是具体的危险犯；法条表述为“危害公共安全”时就是抽象的危险犯。事实上“危害公共安全”的表述，也是具体的危险犯的法律标志。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