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上午，在武汉市洪山区老干部局，经过近两个小时的等待，记者终于见到了为“大山里的苦孩子”捐资助学12年之久的江诗信老人。深凹的双颊，黝黑的皮肤，极度瘦削的身板。老人很抱歉，因为家住得远，他一共倒了四趟公共汽车，花了近两个小时才来到办公室。他的同事偷偷介绍：“江老舍不得多花一分钱，现在每天只吃两顿，而且都是素食，瞧他瘦的！主要是因为营养不良。”

　　钱，一直是江诗信的心头大石。从1992年起，他个人出资7万余元，共捐助了鄂、豫、陕山区的1264名贫困儿童，但其离休月工资最近才达到1500元。为了捐资助学，他几乎倾家荡产。一直默默支持他的老伴近年来也不得不实行一定的“经济封锁”，因为去年儿子娶媳妇，家里欠了一屁股债。

　　为了发动社会力量捐助，他还在走村串户中拍下了无数“苦孩子”照片，自费在企业、高校、广场举办影展。他的照片发动了近2000名热心人士，解决了2164个孩子的学费难题，可胶卷、冲印费用也使他更加拮据。

　　说起自己的助学活动，江老强调：“通过12年的实践，我发现精神扶贫比经济扶贫更加重要！”

　　“山里孩子们的好成绩，是对我最好的奖励。可我非常担心，家庭、学校、社会有意无意地向他们灌输一种个人主义的观念———读好书，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希望，我资助的孩子不仅能改变自己个人的命运，更有为国家做贡献之心。”

　　江老一年有9个月在山区15个县的600多个村庄中穿行，穿着草鞋、背着相机和大包的捐助物资。他说：“从1995年起，每次下乡我都一定要去每个孩子家里或学校走一走。”他和孩子个别谈话，教他们在读好书的同时加强道德修养；和老师、家长座谈，希望各方面给孩子创造良好的道德成长环境。

　　在“江诗信爱心助学志愿者协会”办公室里，记者看到了无数封受助孩子写来的信。其中一封信中说：“您们使我们圆了求学梦，却苦了自己，我会以您们为榜样，长大后也帮助那些和我们一样的孩子。”已是大二学生的一位红安女孩说：“您让我和所有受捐助的山里娃懂得，要走出大山，必须靠知识，要改变山区的面貌，必须靠我们学成以后去回报大山。”

　　已帮助江诗信8年的湖北联通公司职员张丽琼说：“江老正在和我们商量，计划以后把大学生志愿者、城里的青年职工等等带到山里去为孩子们作科技、道德等方面的演讲，告诉孩子们外面的世界很广阔，在城里工作不是最终目的，要肩负起社会责任。”对此，江诗信解释说：“小孩子就像树苗，小时候不扶正，长大后就会歪。”

　　谈到“精神扶贫”的更深内涵，江老欲言又止。在助学的漫漫长路上，他遇到的不仅仅是感激、敬佩。由于曾有部分捐款遭乡村干部截留挪用，他才拖着年老多病的身体奔走在山区，执着地要把款物亲手送到学校和孩子们手中。1995年，江老计划将某革命老区作为捐资助学基地，却被该县宣传部长婉拒，因为暴露一个老区的失学问题会令该县“脸上无光”。2000年，由于他向上级反映某县教育乱收费问题，该县县委书记、县长明确相告：“你是不受欢迎的人。”

　　江老担忧地说：“孩子们看到一些社会不公、腐败现象，很容易产生失望情绪。言教不如身教，我想用自己的行动给孩子做个榜样，也给社会其他人做个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郧县的一名小学生1月15日给江诗信写信说：“爷爷，您是共产党人的形象，我们后代人的榜样！”在他的精神感召下，许多企业、高校、个人加入了捐款、“结对”行列。从去年11月底至今，已有来自武汉高校的130多名大学生加入了“江诗信爱心助学志愿者协会”。

　　江诗信8岁丧父，在随母流浪中，又与母亲走散，被送入孤儿院。14岁被党组织送进部队，1958年被错划成“右派”，1979年平反，1985年因病提前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