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个法治不完善的局部区域，正义和非正义的的界限总是模糊的。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代表正义和秩序的执法者也可能罔顾正义，因为公平的法律和制度规范被缺乏节制的权力所破坏。即使在深圳这个法制相对健全的地方，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样的不合时宜的影子。本报昨日A6-7版报道的隶属交警某部门的拖车频频出动、大肆向违章停车的司机乱收费的新闻就是一个例子。

　　按照正常的逻辑，这种开着拖车到街上捞外快的做法,肯定是个别人的滥用或盗用权力的行为，甚至仅仅是普通工作人员而非交警。但是，打着交警标志的拖车同各种执法大盖帽具有同样的功效，它是权力的象征，更容易成为某种恣意行使的权力符号。

　　报道中有一个细节很有意义，一位女士遭遇拖车威胁的时候，她并没有就范，而是打电话，至于是搬同样的权力的救兵或者是法律法规的正义的救兵，我们不得而知。

　　有那么多人不得不“交钱免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自身违章停车，确实有该受制裁的痛脚，他们无法质疑“我虽然违章停车，可是你们以拖车威胁的做法同样违法”，更无从拒绝这样的惩罚。笔者甚至想对那些被迫交钱的司机说，你们缺乏一个法治社会的公民素质，因为一个违法的公民依然有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比如质疑权力的合理性、合法性的权利。

　　但是笔者这样的指责也许太理想化，因为，即使司机知道自身的权利，他们也难以理直气壮地在那些违法的“执法人员”面前主张自己的权利，人们可能担心自己的不服从将付出更大的代价。曾经有报道，一个在公共场合乱吐的人遭遇10元的罚款，他争辩一句，对方就把罚款涨价一倍，这种执法的自由裁量权导致人们根本不可能去质疑。不交罚款的违章车一旦真的被拖走，车主付出的代价很可能比区区几百元大。这就是拖车制度所包含的具有巨大弹性的执法自由，这也正是从5月1日就要正式生效的新的道路交通管理法规所要规避的。

　　所以，新的道路交通管理法规确实值得期待，同时，要让好的规则给社会带来切实的福利，还需要做更多工作，比如，当取消了拖车收费后，拖车的利益驱动力量就消失了，这将面临另外一个问题，那些真正妨害交通的占道停车是否会得不到及时的清理？另一方面，那些因为新法规而失去的利益，会不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寻找补偿，这些都要通过细致的权限设置来防范。（原载：《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