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名牌企业被迫与职业打假人对簿公堂。职业打假人刘殿林因一泡舒足浴液的批准文号，状告百年老店同仁堂；因电池的使用说明标注，状告松下等著名电池企业。一个月之中，一个职业打假人连续告了两家以上的名牌企业。

　　职业打假人叫板名牌企业由来已久。十年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刚实施，王海就因在北京几家大商场“知假买假，获取双倍索赔”而名噪一时，成为“打假英雄”。职业打假人一出现，社会各界就褒贬不一。有人赞之为“英雄”，有人斥之为“刁民”。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职业打假人行为的功利性：知假买假而获双倍索赔。

　　褒也好，贬也罢，职业打假人对普及《消法》，维护消费者权益，起到了积极作用，假冒伪劣产品正因为此才日渐得以收敛，进而被赶出大商场大门。从此处讲，职业打假人的“历史功用”是值得肯定的。

　　随着国家名牌战略的实施和产品质量体系认证的推广，企业的品牌观念和法治意识日益增强，当此时，专门从事“知假买假”然后索赔的职业打假人，其“历史使命”业已完成。在正规的生产流通渠道中，明目张胆的造假者、严重侵害消费者利益的经营者几无藏身之所，职业打假人靠在正规渠道中打假获利，似乎越来越难。世易时移，一些职业打假人被迫退隐江湖。但还有一些职业打假人不甘落寞，开始转向经营：抓住名牌企业重视声誉的软肋，以产品的瑕疵为要挟，索要比赔付更高的报酬。殊不知，他们的这种行为已触犯了刑律。曾一度被媒体誉为“山东王海”的青岛市民臧家平被法院认定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打假者因“假打”而官司缠身，甚至锒铛入狱，在臧家平之前也不乏先例。

　　毁名牌容易创名牌难。企业只要不是存心欺诈，只是生产经营中的偶发性疏忽，致使消费者权益受到并不严重的损害，尽可以包退包换，甚至双倍赔付，无须争论。而纵观近年来职业打假人与名牌企业对簿公堂的诸多案例，颇耐人寻味。尽管所有的案例都是以职业打假人的败诉而收场，假使职业打假人胜诉，也不过是正常的消费纠纷而已，离打假相去甚远。但是对名牌企业而言，虽然赢了官司，却因职业打假人的寻衅和连带产生的负面影响，混淆了视听，损失了声誉，三株、全聚德的遭遇即是明证。有些人为一元服务费的争议，也要把名牌企业告上公堂。明明此类消费纠纷，完全可以由消协仲裁解决，非要把名牌企业推上法庭，致使商誉受损。这样的官司已演变成为恶意诉讼。作为经济发展支柱的名牌企业如此屡遭蒙难，并不是打假人的光荣，恰恰是正常的市场秩序的悲哀和耻辱！

　　职业打假人并不能真正打假，打假不是消费行为，《消法》也不能完全惩治造假者。《消法》只能保证在消费者受到假冒伪劣产品侵害时，以双倍的索赔，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以《消法》第49条为由，频繁诉讼的职业打假人，细究其言行，打假并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而知假买假也有悖于消费常理，任何一个正常的消费者也不会自愿上当和主动挨宰。十年前，由于政府打假职能的不到位，职业打假人运用《消法》维权尚有用武之地，而今天，职业打假人对待不法经营者可以说束手无策，这正是职业打假人的驱利性所决定的。在最需要监督打假之处，很难见到职业打假人的身影，像接连曝光的毒火腿、注水肉、劣质农药、假化肥、假种子等假冒伪劣案件的查处，有几个是职业打假人打出的？这些被曝光的产品，尽管与百姓生活休戚相关，但由于造假企业名不见经传，打假索赔，终难获利。因此，个人职业打假对维护市场秩序，扼制和清除假冒伪劣产品，在现实条件下并无多少作用。

　　不立规矩怎成方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完备的法制将个人、企业、政府的行为和职责界定的更加清晰。一切以个人行为代替政府职能，用公共产品和法律资源作为牟利的手段的现象终将结束，个人职业打假也会像个人讨债等行为一样被废止。

　　打击假冒伪劣、规范市场秩序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但我国法律又鼓励公民对假冒伪劣行为进行举报。《产品质量法》、《商标法》等许多法律都赋予了公民举报的权利，公民通过举报，行政执法部门依据举报，对于不法经营者查处和处罚。个人打假行为只是辅助性的，所谓“职业打假”已是穷途末路、名存实亡。职业打假应该“叫停”！（原载：《市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