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行政诉讼规定的精神，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原则上必须是具体行政行为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事后获取的证据不能证明先前行为的合法性。但不能搞一刀切，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这里的补充证据即补证，是指案件中已有的证据尚不能证明案件事实，需要当事人自行或应人民法院要求，补充证据，进一步证明案件事实的诉讼行为。

　　补证和举证虽然都是当事人向法院提供证据，以证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补证与举证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两种行为产生的方式不同。举证一般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主动提供证据；而补证，除主动补充证据外，还有可能是应人民法院的要求补充提供证据的行为；二是作为的时间不同。举证在先，补证在后，补证是在举证的基础上进行的；三是发生的阶段不同。举证发生在原告起诉后被告应诉的十日内，而补证则是在举证的基础上对已提供的证据加以完善，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

　　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关于补证的规定，对被告在什么条件下作何范围的补证未作限制。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就有可能出现允许被告无条件地、无限制地补充证据，其中有些还可能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补充调查取得的，因此有必要对被告补充证据的条件作出规定，以限制被告在诉讼中补充证据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二十八条对补证的条件作了限制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补充相关的证据：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此条有两个限制条件：其一，被告补充的证据必须是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的证据，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收集的证据，不得向法院补充提供；其二，被告补充的证据必须是由于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向法院提供的，若非不可抗力等事由逾期提供的，不得向法院补充提供。有人认为，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因疏忽遗漏证据，应当允许其向法院补充提供。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与行政诉讼法的基本证据原则相冲突，不属于不可抗力的正当事由。《解释》规定的另一种补证的情形是：“原告和第三人在起诉时或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了被告在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和证据的。”如果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的时候举行了听证，或者事先征求了被处罚人的意见，而被处罚人没有提出反驳意见，或故意不提出申辩的理由或相关证据，被告可能因此不收集相关的证据，但原告在提起诉讼时提出了新的证据或反驳意见，这将使行政机关无以应对，该条第二项的规定给予了被告收集新证据的机会，维护了司法程序的公平性。

　　在行政审判实践中，我们会发现，事实上需要补充证据的，不完全在于被告一方，在很多情况下，也应当允许原告补充证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补充证据的当事人，应包括被告、原告和第三人。《解释》未对原告补充证据作限制性规定，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理解为原告在一般情况下都可以补充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