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31日，美国联邦法院2023年年终报告正式发布。报告主要关注当前各国都普遍关注的电子信息技术及人工智能对司法的影响问题。报告从美国历史上新技术应用存在的不同结局切入，阐述了打字机、案件语音系统、个人电脑、法院电子管理系统、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融入美国联邦法院的过程。报告强调在认识人工智能的运行逻辑、人工智能带来司法便利、人工智能深度影响司法裁判的同时，也要对人工智能的司法应用保持适度的警醒，充分认识人工智能无法取代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审慎判断。同时，提及联邦法院正在关注和研究如何平衡利弊使人工智能的司法应用更为适当和有益。

　　美国历史上新技术应用的两重天

　　采用新技术有时可以极大地改善工作和生活。比如，一个世纪前，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家庭使用电力。在美国新政期间，联邦政府在美国农村地区推广“通电”项目。不久之后，一批青壮年开始使用电力清理农村灌木丛，一排排电线杆逐步竖起来，电线开始接入农民家庭之中。

　　正如罗伯特·卡罗在《权力之路》中所述，这个项目在一些农村地区推广花了很长时间，以至于被许多人淡忘了。但最终还是出现了像伊芙琳·史密斯所讲述的故事：“1939年11月的一个晚上，史密斯夫妇从约翰逊城参加一场朗诵比赛返回农村，当他们走近自己的农舍时，发现和平常不太一样。‘天哪，’伊芙琳的母亲说，‘房子着火了！’但是当他们再走近时，他们看到的不是火光。‘不，妈妈，’伊芙琳说，‘是灯光’。”

　　然而，并不是每一项技术投资的故事都有美好的结局，马克·吐温斥巨资投入的排版机器——Paige Compositor即是例证。这台精心制作的机器是一台排版设备，由18000个部件组成，其专利申请时间比马克·吐温写作《汤姆·索耶历险记》还要长。马克·吐温痴迷于这项发明。不幸的是，这台排版设备过于复杂，无法商业化。最终马克·吐温投资成立的排版机器生产公司宣告破产。据说，当年起草专利申请的律师和审查该申请的官员之一都死于精神病院。

　　技术融入联邦法院的探索

　　35年前，联邦法院开始探索步入现代信息技术时代。1989年，联邦法院系统向所有审判庭的秘书配备了个人电脑，并确保为每名法官助理至少配备一台个人电脑。联邦法院也向公众推出提供法庭信息的新工具。同年，联邦法院启动了案件语音信息系统，并在四个破产法院开展试点。正如该系统向法官介绍的那样：“通过使用按键电话，公众可以连接到联邦法院的计算机语音合成设备，该设备可以从法院数据库中为公众读取案件信息。”

　　对于那些曾经惊叹于法律职业场所中使用的新型巨型计算机的人来说，他们很难预料当前热议的话题是计算机是否以及何时可以取代包括律师职业在内的各种职业。每年，我都会用年终报告来谈论与整个联邦法院系统相关的重大问题。随着2023年对人工智能未来的预测接近尾声，一些人担心法官这种职业可能会被淘汰。我确信不会——但完全可以相信技术变革将继续改进我们的工作。

　　通常来说，美国法律界反对变革是出了名的。美国建国后的一个世纪，其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律师和法官都是用鹅毛笔办公。直到今天，依然遵循着两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惯例，在每次开庭进行口头辩论前，最高法院的书记员都会在律师席上摆放鹅毛笔。但最高法院已经拿走了曾经放在鹅毛笔旁边的墨水盒，这些笔现在只具有象征性。与社会其他机构一样，即使没有改变得那么快，联邦法院也调整了其做法，以应对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向现代文档制作形式所做的转变始于150年前，这源于1873年Sholes & Glidden打字机的出现。当时大多数法官仍然是手写判决书，但打字机已成为在法院内部和向外界传播判决书的重要工具。1905年，大卫·布鲁尔大法官有点不客气地称他的助理为“打字机，法官用来方便工作的钢笔”。在录音机发明之前，那个时代的法官助理还必须做记录，至少有一位本来非常合格的法官助理因为“缺乏速记知识”而失去了工作。

　　打字机时代持续了一个世纪。直到50年前，一款名为牛郎星的设备出现在市场上。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牛郎星是第一台个人电脑。它标志着，从大型固定计算机向小型移动设备的转变迈出了重要一步。

　　虽然许多职业人士热切期待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但当时司法界普遍持怀疑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事实上，美国最高法院直到首席大法官沃伦·E·伯格在1969年下令购买一台复印机之前，甚至都没有一台复印机。在此之前，大法官之间的意见和备忘录通常是用复写纸打字，然后在一台热铅印刷机上复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热铅印刷机才退役。

　　联邦司法中心推动技术革新的历史

　　在新成立的联邦司法中心的指导下，下级法院更快地将计算机技术引入联邦法院系统，主要是通过一个名为Courtran的系统。开发Courtran系统执行的是1967年国会的一项指令，即由该中心“研究并确定自动数据处理和系统程序可应用于美国法院管理的方式”。Courtran系统依赖于在华盛顿特区使用大型计算机来存储和操控数据，然后将这些数据传输并显示在全国各地的法院终端上。不过，参与该网络系统是自愿的，并非所有法院都选择加入。

　　计算机缓慢但确定地进入了最高法院。1976年，刘易斯·鲍威尔大法官在他的办公室安装了一台租用的电脑。其他几位大法官发现这种新型“文字处理机”具有令人满意的性能，并在第二年纷纷效仿。到1981年，最高法院采用了一种名为Atex的先进计算机系统，该系统彻底改变了判决意见的生成方式，最终导致热压机退出历史舞台。

　　20世纪80年代，在普通家庭和办公室中配置私人电脑的数量激增。到20世纪90年代初，大多数律师、法律职员、法院行政人员，甚至法官，都开始使用电脑办公。尽管如此，纸质法律文件在当时依然是主流。那个年代的法律职员和法律文件管理员收回撤回案件的指令都是精装的案例文本。法律写作老师教学生如何判断一个先例是否仍然有效的方法是通过一本名为Shepards的出版物合订本。

　　一旦定稿，案情摘要和诉讼动议就会由专递公司从律所送至法院，快递员同时会携带当地法院规则和法官个人要求的一定数量的打印件，再加上一两份需要盖章并返回的纸质文档。司法工作人员仍然保存着一个世纪前他们的前任用大开本的手写记事簿记录的案卷条目。任何人员在当时想要从案件档案中获取公文，都必须前往书记员办公室申请和查看文件，如果有复制需求还需要向财务人员支付费用。

　　联邦法院数字化带来的技术变革

　　但变化来得很快。到了世纪之交，律师们熟悉的纸质流转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现今的电子管理系统所取代。“法院电子档案数据库”在几个月前刚刚庆祝创建35周年，这个数据库允许律师、诉讼当事人和公众在他们办公或图书馆的电脑终端查询法院相关业务材料。大约十年后，联邦法院的数字革命进一步向前推进，并推出了名为“案件管理/电子案件档案”的系统。“案件管理/电子案件档案”使诉讼效率得以巨大提升。律师、书记员和法官可以在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提交诉状和其他法庭文件，这使得纸张在很大程度上被替代。

　　新技术也为律师的日常办公和庭审带来改变。数字化和“技术辅助审查”工具帮助律师应对数字时代电子材料激增的局面。律师们现在不再是在尘土飞扬的仓库里阅读成箱的文件，取而代之的是在办公室甚至餐桌上查阅文件。

　　今天的庭审也与十年前大不相同。庭审演示软件，实时庭审报告，为陪审员、诉讼当事人和残疾观众提供技术帮助的许多其他应用程序，从根本上改变了律师和陪审员在法庭上提出和接收证据的方式。

　　新冠肺炎大流行催生了又一次的技术革新。各级法院都迅速地从面对面审理民事案件转向远程审理。随着CARES法案的通过，许多刑事诉讼也转而采用在线审理。这些措施使诉讼当事人、律师和法院在获得高效诉讼的同时，并不会削弱其他重要的宪法和法律权利。

　　人工智能无法取代法官的审慎决策

　　现在，我们面临着最前沿的技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核心是结合算法和庞大的数据集来解决问题。它的许多形式和应用包括我们用来解锁智能手机的面部识别和我们用来指导智能电视的语音识别。法学教授们既敬畏又焦虑地报告说，人工智能显然可以在法律上获得学士学位，甚至通过律师考试。如果没有人工智能的帮助，法律研究可能很快就会变得难以想象。人工智能显然具有巨大潜力，可以显著增加律师和非律师获取关键信息的机会。但同样明显的是，它有侵犯隐私利益和使法律失去人性的风险。

　　人工智能的支持者吹捧其为普通民众，特别是为那些资源有限的诉讼当事人，增加了诉诸司法的机会。我们的法院系统垄断了许多形式的救济。例如，如果你想在破产时解除债务，你必须去见联邦法官。对于那些支付不起律师费的人，人工智能可以为其提供帮助。它提供了新的、具有较高识别性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提供基本问题的答案，包括在哪里可以找到模板和法庭表格，如何填写，以及在哪里向法官展示——所有这些工具的使用都可以在家进行。这些工具可以消除法院系统中现有资源与紧缺需求之间的任何不匹配，而这也是其受欢迎的原因。

　　但人工智能的任何使用都需要谨慎和谦卑。人工智能的一项重要应用程序因一个被称为“幻觉”的缺陷而成为今年的头条新闻，该缺陷导致律师在使用该程序提交案情摘要时，引用了不存在的案件。一些法律学者非常担心，将机密信息输入人工智能工具是否会导致法律特权的产生。至少目前，研究表明公众普遍认为人类与人工智能在公平的实现上始终存在差距。这反映出即使人类作出的司法裁判存在缺陷，但其始终比机器得出的结果更加公平。

　　包括美国网球公开赛在内的许多职业网球锦标赛都用光学技术取代了边线裁判，以确定每小时130英里的发球是界内还是出界。这些决定的作出需要精确到毫米。同时也不存在自由裁量权；球要么击中了边线，要么没有击中边线。相比之下，法律裁决往往涉及灰色地带，仍然需要人类进行判断。

　　机器无法完全取代法庭上的关键角色。例如，法官在宣判时会衡量被告陈述的诚意。细微差别均有影响：握手、颤抖的声音、变化的语调、一滴汗水、片刻的犹豫、短暂的眼神交流都会带来很多变化。大多数人仍然相信人类比机器更能够感知并从这些线索中得出正确的推论。

　　上诉法院法官也需要使用人类特有的判断权。许多上诉裁决都涉及对下级法院是否滥用了自由裁量权的判断，这必然涉及对灰色地带特定事实的认定标准。其他人则关注法律应如何在新领域发展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人工智能主要是基于现有大量信息产生的技术，我们可以应用人工智能来提供信息，但不能让其代替人类来决策。

　　如何平衡利弊使司法人工智能的应用更为有益

　　《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条倡导各方和各法院寻求“让每起案件都能得到公正、高效、低成本的解决”。许多人工智能应用程序无疑有助于司法系统实现上述目标。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法院将需要考虑其在诉讼中如何使人工智能的使用更为适当。联邦法院的几个司法委员会，包括处理法院行政和案件管理、网络安全以及实践和程序规则的委员会，将参与这项工作。

　　我很高兴他们会这样做。我预测具有人情味的AI法官很快就会出现。但我同样可以预测，人工智能将对司法工作，特别是审判水平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变化不仅涉及法官如何开展工作，还涉及他们如何理解人工智能在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当然，联邦法院系统不只由法官组成，今年我要特别表扬那些为联邦法院提供支持的技术娴熟、敬业的信息系统的专业人员。他们往往是默默无闻的公务员，却从事着维持司法部门运转所不可或缺的工作。

　　我再次荣幸地感谢所有的法官、法庭工作人员和其他司法部门的人员。感谢他们出色的服务。

　　祝大家新年快乐！

　　【附录】

　　美国联邦法院工作量

　　截至2023年9月30日，与上一司法年度相比，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案件量下降了15%，联邦上诉法院新受理的案件量下降了4%，联邦地区法院新受理的案件量上升了24%，破产法院新受理的案件量上升了13%。审前程序分流的案件量下降了3%，缓刑办公室处理的案件量与2022年基本持平。

　　联邦最高法院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受理的案件总数下降了15%，从2021司法年度的4900件下降到2022司法年度的4159件。司法援助案件下降了12%，从2021司法年度的3288件下降到2022司法年度的2907件。收取诉讼费的案件下降了22%，从2021司法年度的1612件下降到2022司法年度的1252件。在2022司法年度，共讨论案件68件，66件得到处理，55件签署了正式判决。而2021司法年度讨论案件70件，63件得到处理，58件签署了正式判决。在2022司法年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发布了2个经讨论的一致性判决意见书。

　　联邦上诉法院

　　联邦上诉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下降了4%，从41839件下降到39987件。和上一年相比，民事上诉案件下降了2%，数量为21756件。刑事上诉案件下降了3%，数量为9649件。其他上诉（包括破产上诉、原始程序案件上诉以及其他各类上诉）的案件下降了10%，数量为3944件。

　　包括占46%的无律师代理案件在内的民事上诉案件下降了4%，数量为18517件。犯人提出的诉讼申请占上诉案件的23%，数量为9089件。87%的犯人提出的都是无律师代理的诉讼申请，相比而言，其他民商事上诉案件中无律师代理的诉讼比例占36%。

　　联邦地区法院

　　联邦地区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数量为339731件。与上一年相比上升了24%。占较大比例的案件主要是集中在佛罗里达州北部地区的耳塞产品责任跨州诉讼。2023年该类诉讼共收到47355份起诉书。除耳塞产品责任跨州诉讼外，2023年民事案件上升了22%，数量为292376件。

　　跨州案件（不同州公民间的诉讼案件）曾在2021年至2022年下降了37%，2023年又上升了47%，数量为154629件。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上述案件都是耳塞产品责任案件，而这些案件大都是跨州案件。涉及联邦问题的案件（即根据美国宪法、法律或条约提起的诉讼，其中美国不是一方当事人）上升了5%，数量为138311件。美国作为原告的案件上升了10%，数量为3118件。

　　美国作为被告的案件上升了23%，数量为43671件。社会保险案件、移民案件和犯人提起的诉讼案件占所有美国作为被告的案件的81%。2022年至2023年，此三类案件数量均有上升。民事移民案件上升了44%，数量为11108件。犯人提起的诉讼案件上升了21%，数量为9425件，社会保险案件上升了12%，数量为15005件。

　　民事移民案件涉及入籍申请和移民身份裁决等问题。刑事移民案件如下所述，涉及非法入境和重新进入美国、偷运外国人、欺诈和滥用签证或其他许可证等问题。

　　联邦地区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数量为66027件，和上一年相比下降了3%。其中占刑事案件最多的是移民犯罪案件，上升了3%，数量为19645件；毒品犯罪案件下降了8%，数量为18103件。

　　联邦破产法院

　　联邦破产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为433658件，和上一司法年度相比上升了13%。

　　90个地区的破产法院中85个破产法院受理的案件量均有上升。2022年，仅11个破产法院受理的案件量有所上升。

　　消费者（比如非商业性）案件数量约占破产案件数量的96%，和上一司法年度相比上升了12%，数量为416607件。商事案件数量上升了30%，为17051件。与2005年《防止破产滥用及消费者保护法》第7章有关的案件数量上升了8%，与第11章有关的案件数量上升了36%，与第13章有关的案件数量上升了20%。

　　审前程序、联邦缓刑与接受释放监管

　　截至2023年9月30日，入监关押的罪犯122824人，比上一司法年度总数下降了不到1%。从矫正机构释放后接受释放监管的人数与上一年度相比上升了不到1%，共110112人。

　　包括审前程序分流案件在内的审前程序案件下降了3%，共71297件。

　　（作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约翰·罗伯茨；翻译：黄斌 杨奕；译者单位：国家法官学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