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背景

　　晚清律学家吉同钧不仅具有深厚的律学功底，更以其高超的审判技巧而闻名。审办蒙王被逼自尽案时，他“连讯三次即定谳，仅诛渠魁四人”，在“故杀胞弟案”中他调停部院冲突，为公正处理案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注重对传统审判经验的总结，认为“以外国诉讼之法审中国之案，固多凿枘”，“以外省审判之法断京师之狱，亦有抵牾”。

　　1906年，京师法律学堂正式开办，吉同钧在讲授《大清律例》之余，将平日积累的听讼审断方法加以汇总，“采集前人成说，附以生平阅历”，写成了《审判要略》一书。全书以“罪因情科，案凭证定”为主旨，以“随到随问，随问随结”八字为审判要言。该书对各类案件的审判方法及注意事项、司法文书的写作技巧等做了全面总结。在对中国传统司法审判经验进行提炼的同时，对清末国门大开后出现的新案件和新情况也给出了处理意见。该书在当时的法学界影响很大，时任法部尚书的绍昌高度评价：“‘罪因情科，案凭证定’二语为全书要义所在，其逐条各晰处亦多鞫案真谛，诚审判之指掌也。”

　　具体内容

　　勘验之法

　　案件首重勘验，《大清律例》也明文规定尸伤要及时检验，并要求正印官亲临现场。但由于清代在科举考试中取消了明法科，科场出身的正印官多半不谙刑名，这导致一些官员在检验尸体时“厌弃秽恶，熏香高坐，取办于仵人之口”，即使有忠恳勤勉的官员，也由于“平时未尝研究，至临事辨别不审”。

　　基于此，吉同钧在《审判要略》中突出强调了司法官员亲临第一现场、做好检验工作的重要性。在勘验尸身时，要“令尸亲人等环视，眼同仵作照《洗冤录》所言一一看清”“不可怕臭，务要亲手揿按，不可一切但令喝报”。对于《洗冤录》所载亦不可盲从，如《洗冤录》认为自杀者持刀之手“手必拳握而其臂定能弯曲”，吉同钧则根据审判经验指出“用刀放在死者之手，将死者之手握住用刀狠扎”，也能造成同样的结果，因此审理案件要求法官具备专业素质，留神细看，综合多方证据定谳。

　　审案之法

　　勘验伤痕时，则要以受伤之月日时刻为关键。这不仅关系到案件的审理，更影响到秋审结果的认定，关乎犯人生死。对伤痕的认定要全面且具体，要有所区分：“即同一致命，头面致命伤则较身体致命伤为重，而咽喉为要害之处，尤较头面致命为重……伤痕既确，然后再论理之曲直、情之轻重，庶几秋审时可无枉纵之失焉。”

　　吉同钧在刑部当差多年，又曾前往外地办案。在对各地办案情况进行比较的过程中，他认为拖延审判会使犯人“胡狡混供”，让案件“难于措手”；也会助长狱吏和文书的勒索之风，败坏司法秩序，更使普通百姓遭受讼事拖累之苦，受书吏需索之弊。基于以上原因，吉同钧强调案件应当速办速结，在“供证已确”的情况下，根据主要证据定谳即可，不可借端稽延。

　　审案时也要注意方式方法，在人员构成上，审判有正审、帮审。通常情况下，案件的审理由正审主导，帮审不可在旁插言。但如果正审所讯之言有脱空之时，帮审即照正审驳诘之意代为补问，能起到补正阙漏、保证审问连贯性的作用。如此“二人一心，互相根究，使犯人狡辩之计无暇而生，一堂即可水落石出矣”。

　　对于疑难案件，则不可一口道破底情，法官可先著意旁敲侧击，而心光一线留于要紧之处，犯人言语一经破露，便直穷到底，一气呵成。所以案件的审理宜缓不宜骤，骤则案犯警觉之心倍出；宜紧不宜松，松则有串供胡诨之言混淆。

　　审问不可滥用刑讯，法官对犯人先要“和容悦色，任其自行供吐，不可骤用威吓”，但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犯人若还是负气强辩，则应击溃其心理防线。“以逸待劳，日久未有不供吐实情者”。

　　断狱之法

　　断狱时要根据案件的性质特点，比照律例的规定有针对性地进行。如同为审理命案，就要对“六杀”进行仔细辨别。如谋杀、故杀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谋杀的动机多产生于平时，或有深仇宿怨，或有事被死者窥破，再或者因事挟恨。故杀的动机多为临时产生，多“因彼此互殴、被死者詈骂生气，当时顿起杀机，故谓之故”。与谋杀相比，其犯意产生的时间和原因都被律文严格地限定，“此中消息微乎其微，非深于法律者不能知之”，因此要求法官对律义多加研究。而戏杀与过失杀的区别在于“有无杀人之事”。与戏杀相比，过失杀致死事项虽然多样，但“皆为耳目思虑所不及”，非但无杀人之心，亦无杀人之事，所以允许收赎。而对于戏杀这一具有中华法系特色的概念，吉同钧指出其关键在于“戏”的认定，因戏耍拳棒刀石而杀人的，不能简单地根据犯罪者的主观想法加以认定，因为“在戏者与死者虽无相害之意，然刀棒系可以杀人之具”，应当认定为犯罪人主观上已预见到杀伤人的可能，以此相戏，便是以杀人之事为戏了，故律文仍以斗杀罪拟绞。

　　除杀伤类犯罪之外，吉同钧又在书中列举不同类型案件的认定重点。如同为盗案，强盗和窃盗的审问重点就应各有侧重。强盗的认定以“贼人行强的行为”为中心进行展开，审判官询问被害者时要问清“贼由何处进院，如何进屋，曾否持有油捻火扇”等等。至于讯问盗犯，则要细之又细，一气呵成，“先问何人起意，在何处纠约，同伙几人，有无回民旗人、蒙古兵役、会匪逃勇，是时何时在何处会齐，由何处起身，有无骑马，持何器械，是刀是棍，有无鸟枪洋枪……种种情节必须一气呵成，缓则胡狡混供，以后难于措手矣”，待一切供明之后，再行收监。

　　审窃盗与强盗稍有不同，以赃之多少定罪之轻重。因此须严究赃物，审问应以涉案财产为中心进行展开，对于涉案财物如金银、印票、衣服、牛马等要详细查明。在赃物估值时也须格外慎重，要秉公估价、亲加查核，以防书差诡串之弊。

　　叙供之法

　　叙供之法为办案中“第一要义”，叙供影响到定罪量刑。吉同钧在《审判要略》中强调叙供的内容首先要与律例规定相对应，要突出重点：“审案则一案到手，核其大致应引何律何例，叙供之时即应句句照顾。”在确定犯罪行为所引的律例规定后，叙供的内容就要根据律例规定有所取舍，“与律例有关涉者虽多，不厌其繁；与律例无关涉者虽简，不嫌其略”。

　　叙供要讲究逻辑层次，由浅入深，由远及近，按照罪行由轻到重的顺序进行。这样作出的供词才能“提纲挈领，如线索之串成”，达到“一人所供如此，众人供亦佥同一人”的境界。经验丰富的审判官，其制作的叙供面面俱到而又一气呵成，“分而视之，词不重复；合而观之，理无参差”。记录供词要简明扼要，语言准确的同时又不可太过文饰。

　　著作价值

　　《审判要略》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它系统总结了中国古代审判经验。“未审之先，固不可先存成见。已审之后，又不可漫无定见。”时任法部郎中的刘敦谨称赞此书“逐类分载，要诀毕备”，很好地辅助了法官的审断活动，“诚能奉之以为标准，片言之下，情伪立分”“犹兵家之有孙吴，医家之有卢扁也乎”。

　　《审判要略》是中国古代慎刑思想的集中体现，蕴含着深厚的法治关怀。吉同钧在书中殷切教导司法官员要贯彻仁恕之道，在审问时要和颜悦色，对被审问人不可“遽加威吓”；在简单的民事案件审结后要“当场发还取具，领状附卷，以免书差勒索领费”，督促司法官员提高审判效率，防止讼事拖延。并以“堂上一点硃，民间万人血”的古语教导司法官员体谅百姓疾苦、做到公正司法，反映出吉同钧对于理想司法官员的期许：不仅要公正司法，严格执法；更要体谅民生疾苦，以法惠民。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