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省桐城市,有一条不过两米宽、百米长的笔直窄巷,两侧青砖黛瓦,脚下碎石铺地,头顶樟树留香,人称——“六尺巷”。
据《桐城县志略》等史料记载,清康熙年间,礼部侍郎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因宅基发生纠纷,张家写信给张英求助。
张英并不赞同家人争夺地界,遂回诗一首: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收到回信,张家豁然醒悟,主动退让三尺,邻居深受触动,亦退让三尺,“六尺巷”美名由此而来。
一段动人的“礼让”故事,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为贵”的深厚内涵,也是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六尺巷 六步走”调解工作法不竭的精神源泉。
走完“六尺巷”,只需短短一分钟,其中闪耀着的思想光辉,却能跨越时空。
古为今用,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解纷智慧
双港镇,为厘清一起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是非曲直,法官前往长枫村实地勘察,拉尺测量建筑面积、记录每一个数据、对争议事项当场对账和计算。
在明确的事实和法官的深入分析面前,原本剑拔弩张的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
金神镇,儿子因经营不善失去偿还能力而成为被告,父亲主动表示愿意尽力代为还款。
在“六尺巷调解室”,法官借古喻今、释法明理,原告同意在减少借款金额基础上由被告父亲替被告偿还借款,双方当场签订调解协议。
……
上述化干戈为玉帛的案例,在桐城市比比皆是。其背后蕴藏的“听、辨、劝、借、让、和”六字箴言,深入每一个办案人员的意识。
“六尺巷 六步走”调解工作法有着浓厚的文化气质与地域特色。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基层矛盾纠纷凸显,数量大、种类多、化解难。长期坚守在审判一线的法官们,摸索出了一套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调解方法。
“大家巧妙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将桐城历史典故‘六尺巷’折射出的思想内涵与和谐司法理念融合起来,使调解成功率大大提升,一大批棘手的案件成功调解或撤诉结案。”桐城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跃介绍。
2015年,经过对实践经验的梳理、融合和归纳,注入“谦和礼让、知进退、和为贵”精神的“六尺巷 六步走”调解工作法初具雏形。
此后,桐城法院民商事案件调撤率逐年上升。
数年来,这一工作法在桐城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过程中不断成熟完善。2022年全年,法院新收民商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5.6%、万人成讼率同比下降16.3%。
“整个工作法是围绕促使双方当事人‘事解心了’来构建的,有效引导矛盾双方互相礼让,做到进而有度、不得寸进尺,退而有节、不委曲求全。”浙江警察学院“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邵安分析。“‘听、辨、劝、借、让、和’,这六步层层递进、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完整高效的调解闭环。每一步自始至终贯穿着情、理、法,最终通过‘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法治人’,实现‘事解人和心顺’。”
“它是一种可复制、可借鉴的化解矛盾纠纷的好方法、新机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推广价值。”张跃说。
在市委政法委领导下,桐城法院会同司法行政等部门,陆续在基层法庭及镇村设置“六尺巷调解室”300余处,选聘专兼职调解员1500余人,让老百姓有处可解纷、有人可解难。
“‘枫桥经验’这一源于地方的经验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正是因为其浸润于‘和为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优良传统。”浙江省委党校原副校长陈立旭多年从事“枫桥经验”理论研究,他总结道,“全国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对‘评理’‘说理’‘调解’这些传统理念和方法进行灵活运用,创新人民调解新机制,促进了‘枫桥经验’的本地化,有效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有力维护了社会稳定。”
众人拾柴,多元联动解纷汇聚调解合力
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奏响基层治理和谐乐章,齐心协力是应有之义。
孔城镇,亲戚因鱼塘产生隔阂,情绪激烈。
法官认真聆听当事人诉求,带双方参观“六尺巷”文化长廊,讲典故、劝礼让,邀请村委会和双方亲友共同参与协商调解,会同镇综治中心、村委会等多次上门沟通,终于实现“退一步海阔天空”。
在一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中,桐城法院速裁团队邀请被告户籍所在地许咀村村委会一起参与调解。
“村委会、村书记相当于村里的‘大家长’,对家家户户的情况都很清楚。村书记很清楚矛盾的焦点在哪里,由他们出面进行说和、调解,事半功倍。”承办法官表示。
一边是村书记苦口婆心讲情理,另一边是法官条分缕析讲法律,被告的抗拒情绪逐渐缓和。物业公司也在法官的引导下,意识到自身的管理和服务缺陷,主动放弃了违约金。
在“六尺巷 六步走”调解工作法中,“借”是重要一环:
“借”各级平台,提速增效——
在村(社区)层面,设立诉调对接联系点,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在乡镇层面,依托基层法庭,联合辖区乡镇(街),设立诉调对接工作站;
在市级层面,法院诉调对接中心整体入驻市矛调中心,打造融合立案信访受理、法律咨询、社会调解、行政调解、心理咨询、速裁快审及数据分析研判等多功能的矛盾纠纷化解“超市”,真正实现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目标。
“借”各方智慧,汇聚合力——
组织乡贤、“五老”、好婆媳、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参与调解,用“身边人”讲述“身边事”、“身边事”感染“身边人”;
针对特定行业和领域的矛盾纠纷,借助医疗、物业、道路交通等8个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让园”等10余个品牌调解室力量,聘请退休政法干警深度参与,提升调解成功率;
与公安、检察院、司法局等部门畅通联动协调机制,为矛盾纠纷化解提供“一站式、全链条”司法服务。
科技赋能,随时随地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法官,我现在人在外地,一时半会赶不回去,怎么办?”
在一起涉农民工工资纠纷中,法官向被告阐明利害和情理关系,成功使其产生调解意向。但是原、被告当时均在外地,无法到庭参与调解。
利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手机小程序,法官开展了线上视频调解。调解协议自动生成后,直接推送到双方当事人手机端签字确认。
同一天,一起熟人之间的货款纠纷,也在线上完成了调解。
“你换位思考一下,要是不积极支付货款,汪某还怎么信任你,你的同学还怎么面对他?”
在法官的“攻心计”下,被告黄某终于松了口,但以在外出差为由,想过几日再到庭调解。
打铁需趁热,法官立刻引导其登录“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不到半小时,双方在线上就达成了一致协议,法官当即制作民事调解书,并当场向双方进行了电子送达。
互联网让“六步走”跑出了“加速度”。
为进一步减轻群众诉累,让司法服务便民利民,桐城法院全力推进在线多元解纷平台与审判管理系统、“云上共享法庭”无缝衔接,全面运用“微调解”、人民调解等平台,着力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
同时,为了做到预防为先,桐城法院主动对接社区治理智能化网格化共治平台,积极向市委政法委推送诉源治理工作情况、高发类型类案情况、群体性诉讼情况以及因管理服务引发的矛盾纠纷情况,为减少同类矛盾纠纷的发生提供参考。
“该工作法积极传承‘和为贵’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于乡贤、乡俗、乡情等本土资源,在现代法治框架下充分诠释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调解优先原则和柔性治理理念。”邵安建议,“下一步,可深入总结‘六步走’的科学机理和法理支撑,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以复制推广至更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