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故事》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汉朝有个叫阎敞的人，在某官府做五官掾，当时的太守官叫第五常。有一年，朝廷要召第五常到朝中任职，第五常的家人不在身边，他就把陆续积攒下来的一百三十万薪水寄存在了阎敞那儿，说等到那边安顿好了以后再来取。阎敞就把这一百三十万钱埋在了堂上的地里。没想到后来，第五常生病去世了；他的家人也都生了病过世了；只剩下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孙子，当时年纪才九岁，他曾经听祖父第五常说过：有钱三十万寄放在阎敞那儿；等到年纪长大了，他就到那边去访求，见到阎敞后，对他说：“我是第五常的孙子，我的祖父病逝了，他生前曾说，有三十万钱寄存在了您这里，现在我来拿这笔钱。”阎敞见第五常的孙子长大成人了，不禁又悲伤、又欢喜，就把所有的钱都还给了他；第五常的孙儿见钱不是三十万而是一百三十万，就说：“我的祖父只说在您这里寄放了三十万，没有说一百三十万呵！”阎敞说：“这是太守生了病，所以说得模糊了，请你不要怀疑。”

　　无独有偶。《旧唐书·李勉传》中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有一个叫李勉的人，少年时家境贫寒，在梁宋地区（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游历，与一个儒生同住一家客栈。那个儒生后来得了重病，临死前将自己带的银子交给李勉说：“你用这些钱将我埋葬，多余的银子就送给你了。”李勉答应了，却在安葬完儒生后暗中将剩下的银子放在了棺材下面。后来，儒生的家属得知了儒生的死讯，赶来向李勉道谢，但他们并不知道李勉把儒生余下的银子放起来的事，所以，当李勉与他们一同挖开坟墓、拿出银子交还给他们时，他们感动不已。

　　不但无独有偶，还会有三。《历代笔记小品》也记载了一个相类似的故事：有一个叫魏子都的人，晚上赶路，看到一个书生在路边捶胸顿足、痛苦不堪，魏子都便下马安慰他，可是过了一会儿，那个书生却死了。书生的口袋里有一本书、十块黄金，魏子都便卖了两块黄金、用所得的钱为书生办了丧事，而把剩下的八块黄金枕在了书生的头下，书也放在他的身边。过了几年，那个书生的家人找到了魏子都，魏子都便把他们领到书生的墓旁，打开棺材，发现黄金和书都在里面。

　　阎敞、李勉和魏子都三个人，拥有一种共同的品质，就是“重义轻财”；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三个人的行为，不是迫于某种外在力量的压力，完全是一种道德自律行为；如果他们自己不主动说出来，没有人会知道他们手中有多余的钱；他们选择说出真相，完全是一种自觉行为，是对信义的一种坚守，这种坚守，其实就是康德所说的高高在上的“道德律令”，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说：“世间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最令我们感动，一种是我们头上灿烂的星空；另一种是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李泽厚在《浮生论学》中引用了这段话，并把它翻译成“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这种品质是人类精神上的自律，是由人类的良心与义务来维持的，值得我们永远心怀敬意地仰望。

　　（作者单位：河北省巨鹿县地税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