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热播的古装悬疑电视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明万历六年（1578年）七月的一天，风雨交加的歙县古城阳和门下，一位身着青色囚衣、清癯消瘦的年轻人在人们依依不舍的目光中，被两名手持锁链的衙役押送着缓缓走出城门。

　　年轻人叫帅嘉谟，就在几个月前，他为父老乡亲奔走了八年的“人丁丝绢”案，终于得到了皇帝的御批而胜诉。他满面春风地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走进阳和门。可谁曾想到，仅隔几天，一场昏天黑地的“徽州激变”，让他从万人仰慕的英雄变为充军流放的阶下囚，令人唏嘘不已。

　　徽州府判词这样历数帅嘉谟罪状：“将不干己事情，捏造写词，声言奏告，恐吓得财，计赃满贯”“以陈奏而敛取”。但明《歙县志》的《义士》一节中却这样评价帅嘉谟：“以匹夫而尘万乘之览，以一朝而翻百年之案。虽遭谪戍，而歙人视若壮夫侠士”。为何徽州府与歙县民众对帅嘉谟的评价大相径庭？

　　十年前的隆庆三年（1569年）的那个夏季，揭开了这起惊动皇帝大案内幕——

　　惊天大案

　　隆庆三年初夏，帅嘉谟闲来无事，去拜访府衙公差的好友，当他穿过徽州府衙仪门，路经户房看到堆积如山的徽州府历年税粮账册时，痴迷“九章算术”的他突发奇想：这么多繁杂粮税账册演算起来肯定有趣。于是，帅嘉谟通过关系设法弄到这些账册埋头苦算起来。算着算着，他突然发现：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交纳的税粮中，除正税之外，还有一笔“人丁丝绢”税目，以实物缴纳，且数额颇大，每年要缴8780匹生绢，折银6145两。帅嘉谟又查了徽州府下属诸县的分账，发现徽州府下辖的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和婺源六县，只有歙县的账簿上有“人丁丝绢”税目记载，其他五县均无此税目。

　　帅嘉谟大惑不解，于是，他找来了《大明会典》，在徽州府条目下，查阅了同样的纳税记录，发现会典里只提及由徽州府承担“人丁丝绢”税，并无任何字样表明由歙县独自承担。

　　会不会歙县税目记载上有误？帅嘉谟又翻阅《徽州府志》，发现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行中书省为了迎合朱元璋在徽州实行的“甲辰法制”，开始实行“乙巳改制”，调整税赋科目，对徽州府下辖六县所欠“夏税生丝”折麦征收。

　　歙县跟之前缴纳的夏麦相比，差了9700余石，其余五县折算后共亏欠10780石。按照隆庆时的官方折率，每石夏麦折银3钱，9700石折算成银子为2910两，10789石折算成银子为3234两，两笔相加为6144两，这恰恰与歙县独自承缴的8780匹生绢折银数6146两基本吻合，帅嘉谟暗自思忖这会不会是一种巧合？

　　于是，帅嘉谟走访当地乡绅耆民，结果更为吃惊：早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歙县就有人发现歙县“人丁丝绢”税问题，越级呈文给应天巡抚和巡按，得到了要求彻查的批复。可能是因为下办官吏的敷衍塞责，此税案不了了之。

　　帅嘉谟由此推断，极有可能是徽州府中主办书吏均系歙县之外的五县之人，有意“不待各县议报，朦胧申塞，以致积弊年深，未见天日”。歙县当地并不养蚕，为交这笔税赋，粮农需用粟谷换银，再用银子买绢丝（当时明朝的各科税赋大多用实物缴纳），这一进一出更加重了粮农负担。如果从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改制”开始到隆庆三年，歙县粮农被“人丁丝绢”税榨取银两已达两百多年，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基于义愤和责任，帅嘉谟决定要为歙县50万父老乡亲讨回一个公道！

　　赴京申诉

　　隆庆四年（1570年）初，应天巡抚海瑞和巡按刘世会收到帅嘉谟的呈文。帅嘉谟在呈文中详细说明了“人丁丝绢”税的前因后果，指出徽州府根本不养蚕，却要由歙县负担六县共计8780匹的生绢，这是不合理的。

　　巡抚海瑞和巡按刘世会遂作出批示要求徽州府彻查，并形成文件迅速上报。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海瑞批转文书即刻发牌催促六县派员商议。不久，巡抚海瑞调职。这一调动使得除歙县外的五县官员纷纷拖延调查。更有甚者，指责帅嘉谟呈文“上灭祖宗之成法，下变府志之册籍”，不仅“于律有碍”，且有“小民激变之忧”。

　　此间，帅嘉谟又查到历代户部给徽州的“勘合”（收据）写着“坐取徽州人丁丝绢”。但是徽州府发给六县催缴文书并没有“人丁丝绢”科目，却偏偏在歙县的交税科目里多出一个“夏税生丝”。待该笔税收上来后，徽州府向上递解时，又从“夏税生丝”抽出应有的数目，划归“人丁丝绢”税目之下。

　　这偷梁换柱的把戏让歙县粮农苦苦承担徽州全域近两百年的“人丁丝绢”税。同年十一月，帅嘉谟写下第二篇呈文上告歙县的“人丁丝绢”税问题。然而，呈告后石沉大海。帅嘉谟一气之下到南京都察院申诉。

　　隆庆五年（1571年）六月初二，帅嘉谟的呈文通过都察院递交给户部。同呈文转送的还有都察院的批语：“典有所遵，赋当均派，合从抄出酌行”。户部接文后，迅速要求徽州府查明此问题。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帅嘉谟“回途遇害”，只得逃往湖广避祸。

　　到了“一条鞭法”税制改革时，已沉寂四年的“人丁丝绢”案又被南京户部提起并责令徽州府县查询。万历三年（1575年）三月初九，徽州知府崔孔昕突然向歙县发下一道逮捕令，要求缉拿“屡提不到”的帅嘉谟。

　　同年四月初十，徽州府忽然接到帅嘉谟第三封呈文，将“人丁丝绢”税的前因后果重述后，解释自己藏匿原因是“回途遇害，羁縻远避，未申情款”。同时，他提出了一项新证据：顺天八府，也有“人丁丝绢”这个税种，但皆为诸县分摊。崔孔昕将帅嘉谟的呈文转发给歙县，督促歙县详查“人丁丝绢”案。

　　三天后，徽州府收到歙县官员的联名申文，申文中确认了帅嘉谟“人丁丝绢”税所言属实，并指出徽州府的户房一直以来都是由其他五县胥吏把持，世顶名缺，从来未出过歙县籍的粮官。所以，“人丁丝绢”被篡改成“夏税生丝”“必定是胥吏从中作祟”。

　　然而，这五县的官员却接连上书坚持按原来方法，即由歙县负担“人丁丝绢”税，并强调此税已经执行了近两百年，此为民意。

　　万历三年五月初十，应天巡按鲍希贤下文给徽州府，说歙县申文干系重大，必须详查，一有结果，立即上报。并直接让兵备道发出宪牌，暗示徽州府这次不能用“恐生民变”的理由来拖延此事。徽州府遂催促婺源、绩溪、休宁、祁门和黟县知县前来合议。

　　随后婺源县知县吴琯发回申文，提出查阅黄册。黄册是明朝重要的赋税档案，上面征派赋役，都依据黄册来施行。黄册自洪武十四年（1381年）开始攒造，十年一届，从无中断，涵盖每一个大明府县，具体到户。

　　绩溪知县陈嘉则认为歙县的“人丁丝绢”税属于“独征生丝”实属平常，《大明会典》不可能面面俱到。还指出歙县下辖的几个乡里，原有桑园，其他五县则从来没有。因此，朝廷征丝绢税，只可能是从歙县收。

　　休宁知县陈履提出在“乙巳改制”中，行中书省除了查出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之外，还在其下辖的登瀛、明德两乡，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抛荒的桑园田地，以及抄没两个大地主的田地。这些土地重新丈量计算征税，歙县新增的赋税折绢总数是8779匹整，没有任何问题。

　　随后，祁门、黟县也提交申文，认为应由歙县交“人丁丝绢”税。

　　此间，六邑县府争辩不已，诉民纷至沓来，几乎演变成全民共讼奇观，因此导致了几起跨县斗殴，一时六县民怨沸腾。

　　徽州府立刻责令五县“将该县人丁田亩数目文册一并，星火申报，毋徒执词混扰，致碍转夺，此系至紧事理，难容延缓，如违，提究该吏不贷”。要求五县把县存档案都上交，不许拖延。

　　万历四年（1576年）二月，六县正式要求调取洪武十四年黄册。于是，徽州府同年五月正式向南京户部提出申请调阅。

　　六邑争辩

　　万历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徽州府六县调查团到达南京。直到九月中旬，才从浩如烟海的十九批黄册中整理出一份抄件，外加帅嘉谟的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乙巳改科”的相关记录已经完全丢失，并在文末点明：“切思《大明会典》乃祖宗立法垂统之宪章，黄册乃民间遵文攒造之图籍……岂奸反指府志黄册为成法，而妄奏藐《大明会典》、部劄为私书。”言外之意还是应以《大明会典》为依据。

　　面对各执一词、愈演愈烈的这场风波，户部提出了一个验证方案，即要求徽州府统计六县丁粮及其他应缴税数，总算总除后再加上8780匹生绢，将此数与每年解送户部和应天的税额对比，进而判断歙县独负与否。

　　随后，徽州府按照户部方案计算，在均平方案下，发现“人丁丝绢”税确实是歙县额外负担。消息传到徽州，五县哗然，群情激愤，纷纷议论户部尚书殷正茂是歙县人，认为他徇私枉法，偏帮本乡。

　　同年十一月，太平府推官刘垓、宁国府推官史元熙和徽州府推官舒邦儒讨论出一个解决方案，“人丁丝绢”税由歙县独交，但是从砖料银、军需银等杂派均平银中，减去5000余两，分摊给其他五县。方案上报至兵备副使冯叔吉，冯叔吉将其修改为摊派3300两。

　　万历五年（1577年）正月，地方将方案上报给户部，请殷正茂酌定。冯叔吉的方案，殷正茂十分赞同，连批了三句话：“其名尤正，其言尤顺，其事尤易。”随后，该方案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准，歙县一片欢欣鼓舞。

　　五邑生变

　　圣旨传达至徽州府，此时，帅嘉谟觉得自己“为民请命八年有功”，便给自己买了一副冠带戴上。殊不知，其余五县为此群情激愤，滋生民变：占领书院、围攻县衙、拦截公文、殴打书吏、围堵商人、挟持知县，一时间徽州府政务瘫痪。

　　巡抚都院随后发出安民告示，同时，发出一份兵备道捉拿帅嘉谟的公文，认定帅嘉谟“陈奏敛财”，为自己买冠带张扬导致五县闹事。帅嘉谟锒铛入狱。殷正茂在重重压力下，再次修改丝绢税方案。

　　万历五年十二月，“人丁丝绢”税第三次修改方案出炉，均平银从原来的3300两调整到2000两，但是五县官民还是不满。万历六年十一月初，第四次修改的方案《豁免五县均平方案》出炉，将均平银数额调整到了2530两，由徽州府在各个款项中抵扣，但是仍有几百两难平。万历七年（1579年）三月，第五次修改方案出炉，“人丁丝绢”税6145两，由歙县承担，但负担的均平银减少2530两。至此，整个“人丁丝绢”税案尘埃落定，兵备道发布大字榜宣布此税，“自万历七年为始，明载赋役册，永为定规”。同时，帅嘉谟被判“杖一百流三千里，遣边戍军”。

　　至此，这起发生在明代，惊动朝野，皇帝御批的惊天大案偃旗息鼓。透过这起案件人们不难看到当时官府纠错的艰难，也反映出公平公正是民心所向。

　　（作者单位：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