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好官民和谐连心桥

　　党的二十大报告用专门章节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了阐述，充分体现党对依法治国的高度重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有力的司法保障。作为一名法官，我将深刻领会“五个牢牢把握”，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站稳人民立场，以公正、高效、廉洁的审判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在基层法院从事行政审判工作，深知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履行职能的重要方式，工作面广量大，直接关系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对法治中国建设的信心。我将时刻把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关注和期待放在心头上、落实在行动上，通过依法裁判来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服务法治广东和法治政府建设。

　　“作为一个普通的基层法官，我能获得这么高的荣誉，内心无比激动。”回忆起2022年8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时的情景，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黄登魁仍然激动不已。

　　“曾经的不幸，因遇到您变成万幸”

　　2020年1月31日，大年初七，周某从云南老家返回广东肇庆准备复工，却不幸在途中遭遇交通事故，股骨粉碎性骨折。经过一个月的治疗，痊愈后的周某向当地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但人社局以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不属于上班的合理时间、合理路线为由，未支持周某的申请。

　　这本不是一个复杂的案件，只需要解决一个争议——周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从老家返工复工的途中，这算不算“上下班途中”。对此，黄登魁在庭前准备时列了13项内容，从网上检索了38个类案，查阅了近10份关于“上下班途中”认定的司法解释、答复等文件。

　　法官助理王婉懿不解地问：“事故发生的时间距离上班还有17小时，这明显不属于周某上班的时间呀？而且那是云南回肇庆的途中，不能证明是去公司的路上。”

　　“那周某回肇庆是干什么的？”黄登魁问。

　　“上班呀。”王婉懿脱口而出，也瞬间明白了黄登魁为什么要花如此多的精力去查证和研究。

　　黄登魁认为，只有把法条吃透，把公司员工手册、返工通知、工人返工习惯等搞清楚，才能真正查清周某返程目的及时间、路线的合理性，从而判断他是否在“上下班途中”。

　　最终，黄登魁判决周某胜诉，要求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鼎湖区人社局吴科长说：“判决书从立法原则到法律适用，把法理、道理、事理论述得清清楚楚，案件虽然输了，但我们心服口服。”

　　“曾经的不幸，因遇到您变成万幸。谢谢您，黄法官。”案件结束后，周某特意给黄登魁发来感谢短信。

　　这，只是黄登魁办的一个普通案件。尽本分、尽责任、尽所能，每一个案件，每一处细节，黄登魁都会反复琢磨，就像逐字逐句地推敲每一篇文稿那样较真，只为对得起当事人，对得起身上的法袍。或许是长期的劳心费神，才40岁出头的黄登魁，就已经满头花白。

　　2016年，鼎湖区法院被确定为肇庆市行政诉讼案件集中管辖法院。时任鼎湖区法院研究室主任的黄登魁也负责司法改革相关工作，他在制定改革方案时对改革后行政案件变化进行了预测。“我们预计，行政案件集中管辖后案件量将上升10倍。”黄登魁说，“而且，肇庆新区刚被划定为肇庆重点发展区域，大建设大发展也必然会带来案件的大增长。”

　　时任鼎湖区法院院长的温汛强告诉记者：“当时我问他，对案和人的矛盾，你有什么解决建议？他说，改革是为了适应新发展，首先要从人的思想作风开始适应。”

　　带着那份老黄牛似的韧劲和对办案的执着，黄登魁主动请缨，一边负责研究室工作，一边兼顾办理行政案件。在院领导的带头、黄登魁等一批法官的表率作用下，鼎湖区法院以高质效的审判执行工作，扛住了案件量增长5倍的压力。

　　“我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法官，没有什么过人的本事，唯有尽自己的本分。”黄登魁说，“老百姓一辈子可能就打一次官司，一个案件就有可能改变他的一生，我必须为他们多想一点、多做一步。”

　　“要不是您，我们一家老小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为群众多想一点、多做一步，想方设法让群众在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黄登魁的办案宗旨，但有些案件总有个症结难以解开，这就是情与法的冲突，如何在办案中做到情法两全，成了黄登魁常常思考的问题。

　　“要不是您，我们一家老小的日子都不知道如何过下去。” 王某的家属驱车100多公里从外地来到肇庆，给黄登魁送来写有“公正司法得民心、用心办案化争议”的锦旗。

　　2021年9月，从四川来到怀集县务工的王某，在公司突发脑炎送院抢救。不幸的是，王某病情恶化最终死亡。然而，祸不单行，王某的妻子丁红申请工伤认定时，被告知王某的情况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因为王某不属于在岗位上突发疾病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不能视为工伤。

　　“熬不过48小时算工伤，他熬过了就不算，这是什么道理！”丁红愤愤不平，甚至开始对自己坚持抢救的决定感到懊悔。

　　失去了家中的顶梁柱，本就拮据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丁红一边照顾家中的两位老人和三个孩子，一边干农活、打零工。

　　案件来到黄登魁手上，他第一时间联系了丁红和医院，了解王某生病的情况，又查阅了大量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以及相关案例。

　　黄登魁了解到，最高人民法院曾发布过一个典型案例，死者连续抢救了几天，最终死亡，被认定为工伤。

　　而本案的难点在于，王某经抢救，生命体征曾平稳过一小段时间，然后恶化，最终死亡。黄登魁组织合议庭成员对此反复讨论：本案是否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如果驳回丁红一方的诉求，于情不合，也不符合大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

　　同时，黄登魁认为：“如果支持这是工伤，在法理上还不足以形成完整的闭环。”

　　思来想去，黄登魁决定尝试通过行政争议化解，解开情与法的绳结。于是，他邀请检察机关参与纠纷化解工作，从法律层面保证案件依法推进，又邀请相关单位，结合当事人实际情况对案件进一步分析，共同商讨解决矛盾的办法。

　　怀集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王某的情况，我们也非常同情，很想帮他们一把，只是因为没有法律依据，我们不敢做出认定工伤的决定。如今法院主持调解，又有检察院的监督和见证，可以动员公司酌情给予补偿。”最终，公司补偿了王某家人20余万元，案件以调解方式得到了圆满化解。

　　努力在办案中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是黄登魁的一贯做法，他认为哪怕情理法有时候看似冲突，但只要深入调查、抽丝剥茧，就一定可以看到情理法的交汇点，找到解决纠纷的“最优解”。

　　“行政审判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群众。”黄登魁告诉记者，“依不依法、公不公正，群众心中有杆秤。行政审判就是要当好政府与群众间的桥梁，把稳他们之间的天平。”

　　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在面对群众期待与法律规定相冲突时，如何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黄登魁不断思考，不断实践，他用“多想一点、多做一步”的方式，在一个个判决书上写下答案。

　　工作完成了，心里才踏实

　　鼎湖区法院五楼角落里总有一盏灯，在漆黑的夜空中努力地散发着它的微光。那盏灯照亮的，正是黄登魁的办公室。

　　2010年底，当时还在研究室的黄登魁，正在加班加点忙着各种总结报告、整理工作台账，忽然感觉左眼好像被什么东西粘住了，视力变得模糊。刚开始他没当回事，直到左眼完全看不见才去医院检查。

　　医生告诉黄登魁，因为长期用眼过度，加上他本来就深度近视，导致他左眼的视网膜脱落了，必须立刻做手术。他只好暂时放下工作，赶到广州的医院做了手术。

　　术后第二天，黄登魁觉得眼睛没有那么难受了，又开始心心念念未完成的工作，跟妻子曾淑元念叨着回单位。

　　“你不是钢铁做的，人是需要休息的，你现在路都走不好，跑回单位干吗？”看着左眼还蒙着纱布的丈夫对工作如此认真，曾淑元忍不住担心地说，“你就不能麻烦其他同事帮忙处理一下吗？”

　　“就剩个收尾工作了，其他人不熟悉情况，一时半会很难接手，况且这份报告关乎我们院的荣誉。我就回去一小会儿，没事的。”黄登魁人还在医院，心却已经飞回了法院。

　　曾淑元了解他的个性，职责所在的事情没完成好，觉都睡不踏实，即使让他休息，他也不会安心。

　　当天，黄登魁直接从医院回到单位，硬是用一只眼睛看，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完成了报告并汇总好有关资料，按时完成了任务。

　　看着黄登魁一只眼蒙着纱布，拿着一叠厚厚的材料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时任副院长黄力聪立即起身接过材料：“来来来，赶紧坐下，你走路都不方便，还回单位干吗，可以让其他同事去做的。”黄登魁笑笑说：“我没事，工作完成了，心里才踏实。”

　　黄登魁偶尔也会在夜深人静的办公室里独自思索，想着想着，多年前那个刚进法院的少年又进入了他的脑海。

　　“到鼎湖法院报到的第一天，我在会议室里等待岗位安排的通知，心里既期待又紧张。”黄登魁回忆道，“我大学学的是法学，毕业后也是一心想进法院当法官。结果没想到把我安排到研究室写材料，当时有点失落。”

　　那天晚上，黄登魁在电话亭给父亲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诉说了自己的失意。“听到我的诉苦，父亲批评我。他说，‘组织让你干你就干！每一份工作都有它的意义，每一个岗位都有值得你学习的东西。’”

　　此后，黄登魁把父亲的话铭记于心，也落实在行动上。“一切服从组织安排。”每一次接到工作任务，黄登魁都坦然接受、虚心请教、刻苦钻研，经过多岗位历练，渐渐地，他成了鼎湖区法院里的“全能干将”。

　　黄力聪告诉记者，黄登魁在工作上的“拼”，他都看在眼里，“很长一段时间，法院人员紧缺，研究室的工作只有黄登魁一个人在撑着，但他在关键时刻确实顶得上、靠得住。”

　　由于工作忙，长期加班加点，黄登魁总觉得自己没能尽到做儿子、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所以，他习惯早起，去菜市场买好菜，然后送孩子上学。工作之余，黄登魁喜欢和一家人散散步、陪孩子做作业做手工。

　　黄登魁的妻子告诉记者：“他总觉得自己亏欠了家人，但他不知道，我们一大家子人有多么为他自豪为他骄傲。他这种踏实、努力，正是我最欣赏的。”

　　都说“所爱之人，既是盔甲也是软肋”。黄登魁因为有了父母的指引、妻孩的陪伴，一路上朝着目标勇往直前、踔厉奋发。但也因为他们，黄登魁更有所畏惧，他从不好高骛远，不敢踩红线、越雷池。

　　“我爷爷生前是村里的老会计，几十年来从不占村里一分一毫便宜，父亲扎根偏远农村中学30多年，一心只有教书。”黄登魁说，“他们用一辈子的时间，用实际行动告诉我要本分做人、干净做事，人生经不起任何污点。”

　　“遵纪守法、崇廉尚俭、扎实肯干、诚信友善。”提起家风家教，黄登魁的一双儿女用稚嫩的声音告诉记者。

　　“终于可以呼吸到外面的新鲜空气了”

　　“以前没有电梯，我基本没下过楼，现在终于可以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了。”91岁半身瘫痪的蔡老伯，拉着黄登魁的手说。

　　2022年8月，黄登魁受理了林伯诉肇庆市自然资源局的行政许可纠纷。到法院起诉前，林伯已通过信访等方式反映，其小区安装电梯遮挡了他房子的采光，也由于林伯的阻拦，小区电梯安装进度拖延了两年多。

　　经审查，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并无任何不妥，为何林伯如此坚决反对安装电梯呢？对此，黄登魁进行了实地走访。

　　八月暑天，黄登魁一层层楼地走，挨家挨户调查，一口气走访了13户业主，了解到他们大多数是古稀老人，便把他们的实际情况以及对安装电梯、费用分摊等事项的想法一一记录下来。

　　法官助理曹鋆告诉记者：“当时黄庭长腰上旧患发作，还贴着膏药，我说让我和书记员去调查吧，我们一定记录好住户的情况。他却说，这个案件是邻里间对安装电梯有不同意见引起的纠纷，如果法官都不亲自走访，会让他们觉得我们不重视，更难解开他们的心结。”

　　在调查中，他们了解到了林伯反对安装电梯的原因，加装电梯对林伯的房子采光确有少部分遮挡。由于林伯的反对，电梯安装工程被拖延，其他业主要求林伯承担因工期延长增加的费用近10万元。

　　也在调查中，黄登魁得知，住在6楼的蔡老伯年逾90，曾经中风导致双腿无力，长期坐轮椅。蔡伯从两年前便期待电梯的建成，期待可以经常下楼转转、呼吸新鲜的空气。

　　“经过初步调查，我们认为，如果林伯和邻里间的纠纷不解决，这宗行政案件判了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有时候下一个判决很简单，难的是把纠纷实质性化解。很多行政案件都涉及行政相对人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我们不仅要化解明面上的行政纠纷，更要化解背后的纠纷，这样才能真正让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黄登魁说。

　　于是，黄登魁通过诉源治理工作室，协同有关部门、居委会多次到小区组织调解，分别做通了林伯和其他业主的思想工作。每一次，黄登魁都带着厚厚的资料来找林伯，不但听他诉苦，还给林伯普及了很多有关法律知识，在潜移默化中，林伯对行政许可的法律规定更了解了。

　　林伯说：“了解了更多法律，也了解了黄法官，我相信自然资源局的行政许可是合法的。”

　　最终，在黄登魁的组织协调下，林伯与居委会、左邻右舍一起商讨电梯安装费用的分摊问题，林伯也表示不再反对安装电梯，现场撤回了对肇庆市自然资源局的诉讼。

　　2022年，鼎湖区法院深入推进行政争议诉源治理工作，具有司法改革和行政审判经验的黄登魁被委以重任。

　　半年时间里，建立了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协作机制，设立了行政法官工作室、行政多元化解工作室和诉源治理工作室，常态化开展“行政案件大讲堂”，黄登魁全程深度参与。行政争议多元化解和诉源治理机制也开启了法院检察院及行政机关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中优势互补、多方联动、融入基层的新模式，最大限度将行政争议化解在源头。

　　黄登魁常说：“有效化解行政争议，还要社会多方力量参与。”

　　开展行政争议诉源治理和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以来，黄登魁通过做调解和释法工作，促成当事人主动撤诉33件。2022年，鼎湖区法院新收行政案件同比下降了12.2%。

　　鼎湖区法院院长吴国红说：“行政审判工作是肇庆参评全国法治政府示范市中的重要一项内容，时间紧任务重，黄登魁既是参谋者又是实施者还是推广者。”

　　2022年2月，“行政案件大讲堂”第一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保护”在鼎湖区法院开讲，黄登魁作为主讲人，结合审判实践，剖析了经济合作社成员资格认定行政纠纷案件多发以及行政机关败诉率较高的原因。

　　永安镇工作人员梁辉说：“以往社员资格认定一直是政府行政裁决的难点。这次研讨学到了很多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后处理同样的问题也更有底气了。同时法官们提出的关于加大调查力度、强化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互动等建议对我们也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