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新型研发机构？对大多数人来说，恐怕还不是很清楚。但它的蓬勃生命力已不容忽视。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报，对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发现的48项典型经验做法给予表扬，其中北京有3项典型经验做法入选，建立完善“五新”机制高标准建设新型研发机构，就是其中之一。

　　被国务院点名表扬的“新型研发机构”，到底新在哪里？是怎样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的？有何示范意义？记者走访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几家新型研发机构。

　　让科学家享受科研乐趣

　　2021年9月29日，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常凯等在《科学》杂志上发文报道对单层三氯化铬材料的最新研究进展。这意味着，我国学者在量子芯片材料研究方面又率先有了新突破。

　　2019年，在被誉为“诺奖摇篮”的德国马普研究所做完博士后研究后，常凯抱着为祖国量子科学研究作一番贡献的雄心，来到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组建低维量子材料团队。

　　近年来，北京把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作为加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平台和抓手，相继布局和培育了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简称“量子院”）、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简称“脑科学中心”）、北京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简称“干细胞研究院”）等一批高水平国际化的新型研发机构，在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做出有益探索。

　　量子科技是当今物理科研的前沿和热点，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日新月异。“在这个领域做研究，天天都在想如何与国际同行争夺科研制高点。”常凯说，“好在量子院有稳定的经费支持、宽松的学术氛围，而且行政效率非常高。在这里工作，真正让做科研成为一种享受和乐趣。”

　　成立于2017年12月的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是由北京市政府联合中科院、北大、清华等多家顶尖学术单位共同建设的新型研发机构。“量子院把传统科研机构的优势与新型研发机构的优势相结合，打造了一个产学研全链条畅通的科研平台。”量子院技术与产业开发中心兼聘研究员、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鲁巍说。

　　“我们着力打造一个环境，就是让科学家心无旁骛做科研。”量子院院长助理张硕介绍，量子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在体制机制创新上，进行了一些突破性探索，概括起来讲就是“三无三有”，“三无”即无机构规格、无人员编制、无按“人头”分配的经费预算，“三有”是指对科研方向确立、科研团队组建、科研经费使用有自主权，同时积极探索财政经费负面清单。她说：“在此基础上，量子院探索打破研究单位之间、研究与产业之间、学科之间的‘高墙’，希望实现科研高地、人才高地、体制机制高地三位一体，从而激发最大的生产力。”

　　为闯“无人区”者保驾护航

　　“脑科学中心有很好的机制和氛围，支持科学家自由闯入‘无人区’，做很有意思的科研，这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脑科学中心资深研究员马继延说。

　　2021年6月，在海外工作生活24年的马继延，全职回国，来到脑科学中心，全心投入对蛋白质错误折叠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

　　“老年痴呆和帕金森病在老年群体中多有发生，日益老龄化的社会迫切需要我们对此进行深入研究。”马继延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尽快开发出有效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手段。”

　　脑科学中心行政副主任张泽工介绍，北京的新型研发机构，生动体现了“放管服”改革的持续深化，在机制创新上体现出“五新”：实行新的运行体制、新的财政支持政策、新的绩效评价机制、新的知识产权激励、新的固定资产管理方式。

　　“新型研发机构提倡的是以科学家为中心，是‘科研特区’，是对传统的有益补充。”张泽工强调，“脑科学中心最重要的工作出发点是科学探索，怎么有利于科研，就怎么去做。”

　　“脑科学中心建设了完善的技术辅助体系。”脑科学中心载体工程中心主任赵非介绍，“比如我们团队以病毒作为载体工具，把目的基因送到实验动物的特定细胞中去，从而开展对神经机制或疾病机理的研究。像我们这样的辅助平台在脑中心已经有10个。”

　　为什么不依托市场或者实验室自己完成相关工作呢？赵非说：“首先可以避免设施和人员的重复设置，我们统一提供的服务更便宜、更快捷。更重要的是，各部门之间可以就特殊需求随时沟通讨论，多学科交叉的氛围更能激发科研灵感。”

　　曾在传统科研机构工作多年的赵非说：“新型研发机构除了在科研方面给予宽松环境外，还让科研人员摆脱科研经费这道‘紧箍咒’，既不用每年绞尽脑汁去申请经费，也不用小心翼翼算计如何按计划花钱。”

　　“科研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尝试的过程。”张泽工说，脑科学中心致力于构建一个开放创新的人才生态，为科学家松绑解压，不负春天所赐，不误春天所期，力争在脑科学与类脑科学研究领域实现前沿技术突破。

　　激发并凝聚科学家精神

　　干细胞研究院双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王金勇原本在广东省广州市拥有优渥的工作生活条件。但他心底一直有一个声音：“我国在细胞治疗领域的底层核心技术上非常缺乏，导致进口药物总是报出天价，突破西方‘卡脖子’技术，让老百姓能用上我国自主研发的细胞药物，是我们这一代科学家的使命。”

　　“细胞治疗是国际前沿科技，需要具备一定软硬件平台条件才能实现。”经过多方考察，王金勇认为，干细胞研究院是一个能让自己和团队更快更好地实现科研目标的地方。

　　使命召唤，一切困难都不是问题。2021年7月，主动降薪，放弃百万元级个人现金奖励，王金勇举家搬迁，从广州来到北京，组建血液与免疫细胞再生技术平台。

　　“我很喜欢干细胞研究院的氛围，科学家精神特别浓，大家都有科技报国的情怀，团结协作、不计较个人利益和得失。”王金勇说得恳切，“在这里，我获得了认同感、找到了归属感。”

　　“与传统科研院所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打造了一支专业化、全链条的人才支持体系。”干细胞研究院院长助理林宇介绍，在干细胞研究院，除了有一流的硬件配套设施外，还有常驻企业家、知识产权团队、转化孵育团队等完善的科研支撑力量。

　　被定性为新型研发机构，干细胞研究院营造了一个不问出身、不问年龄、同台竞技、激发创新的科研环境。2021年6月，干细胞研究院首届“致一研究员”评审结果揭晓。作为5名入选者之一的彭耀进，并不是一名传统意义上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主要从事生命科技法律与伦理、知识产权与标准的研究。

　　身为研究院商务法务平台主任、伦理中心主任，彭耀进带领团队围绕生命科技领域伦理、法律及社会等问题，深度融入前沿生物医学团队，作出跨领域、多学科交叉前瞻研判，不仅填补了研究院的空白，也推动了国内该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我们主要是研究生命科学领域的创新制度，通过制度创新、立法，保驾护航技术进步。”彭耀进介绍，在工作中他还发现，很多科研人员在论文发表前甚至发表后才想起来申请专利，这就导致专利保护范围很小或者没有得到保护等情况的出现。

　　“我们采用嵌入式研究模式，在科学家得到数据时就介入进去，告诉他们哪些可以申请专利，并进行全球专利布局。”彭耀进说，专利价值得到完整保护，这也让科学家和转化企业的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新型研发机构集科研、教育、产业、资本于一体，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开展先行先试，成功激发和凝聚科学家精神，让‘千里马’竞相奔腾，为北京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持续提供着澎湃动能。”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柳学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