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西方人视社区为“扩大的个体”，中国人视其为“扩大的家庭”。我们不仅喊出了“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口号，而且培育健全了相应的组织动员机制，实现了党组织、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居民、志愿者等不同领域要素之间的联动，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近日，因举报某知名人士的违法行为，“朝阳群众”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网友们对“朝阳群众”这些年屡建奇功津津乐道，笑称其为“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

　　“情报组织”固然是种调侃，但“朝阳群众”在城市治理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确实不容小觑。从制止伤人放火等暴力犯罪，到提供嫖娼吸毒等警情线索；从发现地下室群租房、电动车进楼道等安全隐患，到参与垃圾分类、停车管理等公共事务，他们活跃在街头巷尾，成为警民携手、群防群治的重要力量。也正是因此，“朝阳群众”逐渐发展成为一张城市名片，吸引了治安志愿者、党员巡逻队、专职巡逻队、义务巡逻员、治保积极分子等多个群体共计逾14万人的加入，构筑起了“共保平安”的铜墙铁壁。

　　因揪出近20位涉黄涉毒艺人，“朝阳群众”声名大噪，而这只是各地群防群治实践的一个缩影。就北京来说，还有“西城大妈”“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石景山老街坊”等一系列群众力量。放眼全国，“东莞义警”“乌镇管家”“东海渔嫂”“盐城好大姑”……无不是当地响当当的品牌，配合着相关部门守护一方平安幸福。如学者所言，相较于西方人视社区为“扩大的个体”，中国人视其为“扩大的家庭”。我们不仅喊出了“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口号，而且培育健全了相应的组织动员机制，实现了党组织、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居民、志愿者等不同领域要素之间的联动，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独具特色的中国式治理，与社会土壤息息相关。中国社会自古高度重视血缘、地缘关系，有着邻里相助、患难相恤的文化基因。新中国成立伊始，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提出了群防群治的社会治安管理思路，“枫桥经验”“治安联防队”等应运而生的典型样本，不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更验证并发扬了这一基层治理经验。如今，“乡土中国”转变为“城市中国”，“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相应的，社会治理清单不断延长，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政府部门大包大揽，不科学也不实际。特别是对于北京这样的超大型城市来说，人多事杂、千头万绪，政府部门面临的治理力量缺口更大，善于发现并组织动员社区力量尤为关键。近些年，从社区环境治理，到抗击新冠疫情，靠的无不是全民动员、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有目共睹的治理成效是中国式治理有效性的最好说明。

　　以大历史观来看，群防群治传统之所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发光发热，不仅在于满足了治理所需，更在于顺应了国人权利意识高涨的趋势，成为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途径。现代社会是以公民权利为本的社会，权利意识、平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成为公民精神的重要体现。而沟通平台的日益丰富，进一步提高了当代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便利性。家门口的大事小情和自身利益直接相关，大家也愿意说几句、管一管。以这个角度来看，“朝阳群众”恰恰提供了一个途径，去承接居民们的这份热情。纵观北京城市治理，不论是“朝阳群众”等力量的活跃，还是“居民议事厅”等形式的涌现，抑或是“接诉即办”等机制的革新，本质上都是更好地赋予了市民维护自身权益、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主动化解矛盾、求解难题。

　　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追求方向。特别是对于北京的城市治理来说，精细化程度越深，涌现出的“天大小事”就会越多。面对拆违空地怎么利用、小区车位怎么分配等等问号，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健全共治共管、共建共享机制，不仅是执政为民的姿态，也是一种更为科学合理的选择。古道热肠、急公好义，这是北京人的鲜明特征，而以“朝阳群众”为代表的群防群治模式亦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用好这笔资源，继续调动市民参与热情，共同解决家门口的问题，这样的城市治理更具韧性。反过来，参与度的提升又将带来政府部门决策科学性和民主性的提升，进而赢得市民的配合与支持。

　　犹记得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游行庆祝活动上，“朝阳群众”列队“当家作主”方阵，笑容里带着自信与幸福。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座城市的主人翁，关心公共事务，呵护共治热情，这样的“双向奔赴”将不断丰富中国式治理，推动我们的社会愈加和谐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