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乡县衙，位于河南省内乡县城东大街，是中国古代官署衙门，也是古代行政与司法结合的官衙建筑历史标本，其建筑风格承载了古代司法文化理念与制度设计。

　　正门外“宣化坊”的作用

　　内乡县衙是典型的“前堂后宅”式建筑，县衙前半部分为审案、办事的大堂，后半部分是官吏居住的宅院。从方位上看，内乡县衙坐北朝南、左右对称，体现出标准的古代官府建筑格局。县衙大堂前方，以“左文右武”为分类标准，设有办事机构“六房”，东为吏房、户房、礼房，西为兵房、刑房、工房。二堂东侧为正八品县丞办公之地，右侧为正九品主簿工作之处，体现出“以东为上”的巧妙格局。

　　县衙的正门外是“宣化坊”，每逢初一、十五，知县都会在宣化坊下宣讲圣谕，教化百姓。县衙的正门东边设有鸣冤鼓，百姓击鼓鸣冤后，在大门口值班的吏役便会上前询问原因、上报知县，进入公堂的审讯程序。与鸣冤鼓相对的正门西边，置有两石碑，刻“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意即告状者不可诬告无辜者，也不可越级上告。在明清时期，内乡知县每月都会设立三天放告日，摆出放告牌，此时告状者无须击鼓鸣冤，可直接到大堂向知县告状。

　　三堂设置体现了“矜民慎法”的特点

　　古代知县的六大职责中，以“听讼断案”为重中之重，因此，在建筑特点上，县衙大堂作为古代法定审判场所，在县衙整个建筑群里体格最为高大，在三座公堂里最为靠前。程序上，若案件事小，知县当即升堂审理；若案情重大，知县则先询问单方供词，指挥各房配合工作，查办相干人等。县衙中的刑房协助办理案件，大门外三班院则是衙役听差待命之所，列队于大门边上，时刻准备执行任务。大堂上有楹联一副：“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时刻提醒官员：辜负老百姓，就是辜负了国家，怎能忍心？

　　大堂中央的设施叫暖阁，有朝南摆放的三尺公案，知县坐在此处审判断案。暖阁的两侧摆放有堂鼓、仪仗、铜锣等县衙常见用具，公案上放有审案所用的文房四宝与红头绿头签，绿头签下令捕人，红头签下令动刑。公案前留有两块明代保存下来的跪石，东跪原告，西跪被告。考虑到被告可能不止一人，被告石比原告石更长一点。大堂暖阁正面屏风上，绘有“海水朝日图”，图中飞鸟叫白鹇是正五品文官的标志。明清时期知县一般是正七品，内乡知县却是正五品，官职提升充分说明内乡县在当时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位。

　　县衙二堂是知县预审一切大小刑事案件、调解民事纠纷的地方，又名“退思堂”“思补堂”，实有“退思补过”之意。二堂悬挂一匾额“琴治堂”，取自《吕氏春秋·察贤》中宓子贱弹琴理案之典故。

　　在县衙二堂两侧，摆放了清代的法定刑具，如廷杖、夹棍、拶子等。“廷杖”一头方一头圆，用于棒打臀部；“夹棍”专夹男性案犯脚踝，“拶子”专夹女性案犯手指。古时男耕女织，伤害手脚将直接降低他们的劳动能力，这属于重刑范畴，在使用前要先呈报南阳府衙，同时规定同一案件同一人不得使用超过两次。这种使用重刑需经由上级机关审批的制度，体现出清代刑罚一定程度上的谨慎性。

　　县衙的三堂上有楹联一副：“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该楹联曾数次被后人在论及官制时着重引用，充分反映出以民为本的官民关系，官与民、得与失、荣与辱的辩证关系充分体现其中。

　　县衙监狱设置凸显“神判天罚”

　　内乡县衙监狱是我国现今仅存的清朝监狱，设计者从建筑角度上对正义与罪恶作出了区分，监狱房屋、门、窗等均比一般建筑的对应部位要低。在案件审理完毕、确定案犯罪行及刑罚后，若需收监，则前往位于仪门西侧、县衙西南方的监狱，案犯只能通过西门进入监狱。

　　内乡县衙监狱主要由牢房、狱神庙、狱吏房、刑讯室等组成，建筑砖上至今仍可见“城工”二字，即每块砖建筑时由工房所辖的城工局监制。其中牢房分为关押命案要犯的内监（也称死牢）、关押普通犯人的外监和专门关押女犯的女牢。死牢也称虎头牢，牢门上端有一塑像名为“狴犴”，是传说中的一种神兽。监狱死牢内，第一间有一大青石，上刻有“匪类墩”三字，石的一端上有一小圆孔、出土时带有一铁镣，可见在清代死牢内的重刑犯仍然要带木枷、脚镣等锁在大青石上。

　　此外，监狱里标配有一座狱神庙，供奉狱神——舜时代的皋陶。狱神庙有副楹联：“尔违条犯律罪有应得，吾发奸伏歧途指返”，意即：若违反法律，囚禁你是罪有应得，我揭露邪恶，使其无处躲藏，正是给你歧途指路，使你迷途知返。这也充分体现出在神明裁判色彩浓厚的古代司法中，审判者利用神明之力，来教育、感化与挽救失足人员的做法。［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构建对中西法治观批判借鉴研究”（批准号：16BFX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