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人社部网站发布消息：据2020年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为了进一步做好农民工服务工作，了解外来农民工在京工作、生活需要，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在全市范围开展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

　　2020年监测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达到50.1%，男性占比高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占比为66.3%，比上年提高4.6个百分点；男性占比高于女性32.5个百分点，比上年提高9.1个百分点。就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大幅提高。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被视为朝阳行业，从业者也被称为“码农”“IT人才”，是广义上的白领工作。但通过报告很多人才发现，原来这些行业从业者，和农民工也是有交集的。原本是调侃，没想到这下真的坐实了：有些“码农”确实属于农民工的一种。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涉及价值判断，只是一个事实描述：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与工种无关，主要是户籍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诧异：自己写着眼花缭乱的代码，穿梭于玻璃幕墙的写字楼，收入极为可观，到头来还是“农民工”？

　　不应该把“农民工”视为一种带有情感色彩的称呼，这是个中性词汇。之所以提到农民工，脑海里似乎能浮现一种群像，是因为过去大量农民工囿于知识背景较为单薄，多从事体力劳动。但从来也没人说农民工就是体力劳动者，收入就必然有限。农民工当然可以在知识层次提升之后，成为新业态的领军人物，得到丰厚的物质回报。如果借着产业转型升级、人口素质提升的档口，农民工的整体面貌为之一变，自然也是令人欣慰的社会景观。

　　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民工”一词，可能确实让不少人有一种“回到现实”之感。新生代也好旧生代也罢，无论工作内容、所处阶层发生怎样的变化，他们都面临着一个相似问题——户籍与所在城市的分离，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共服务与权利差别。这种差别，有时也未必会随着学历、收入、就业领域而发生改变，即便已经实现阶层流动，一种原初的身份归类也可能始终都在。

　　当然，“新生代农民工”让不少人恍然大悟，其实也说明，随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市场经济提供的服务替代品增多，人们对户籍状态的感受相对不明显了。比如医保异地报销便利了，或是商业保险产品种类丰富了，户籍所关联的基础服务对一些人来说不是那么“紧缺”了。

　　不过，总体而言户籍依然很重要，比如在婚恋市场上，户籍很多时候依然是“一票否决”的硬性标准，这本身代表了民间对一种权利地位的判断。而在政策层面，户籍多数时候仍是购房、上学、就业的主要依据，关系到许多重大的人生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成为舆论热词本身也是个提醒，同为城市人，但享受的公共服务仍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还是要拿到户籍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框架内来寻找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则是坚持市场经济导向，市场经济的价值内涵必然是流动的、公开的、有选择的、机会公平的，社会环境越向这种状态靠拢，越有助于服务可选项的增多，从而淡化户籍在日常生活里的存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