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是2020年8月去世的，我时常怀念的除了爷孙两代人亲情点滴，还有外公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

　　外公是1953年入党，去世时已经是一名67年党龄的老党员，他一直为这点感到骄傲和自豪。在病危的时候，村党支部书记和党员代表来看望他，他很是高兴，从病床上挣扎着坐起来，和大家忆苦思甜了一番，谈到了村里老百姓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竟然有了一些精气神，特别是说到现在村里又发展了一批年轻的党员时，他很喜悦。其实当时的他已经近一个月没有进食，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到了信仰的力量。在他们谈话中，我才知道这样一件事：在2020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牵动全国人民的心，6月中旬支部组织党员捐款。当时外公已经卧床数月，由外婆照顾。得知捐款消息后，他打电话给我妈妈，让我妈妈将其送去镇上的农商银行取存款，然后颤颤巍巍地亲手将100元捐款送去了支部。当时大家都在劝他，毕竟已经是个80多岁的老人，也没有经济收入，加之常年身体状况不好，可以不用这么积极。但是外公格外坚定，所以妈妈也还是陪着他去了。

　　其实外公会这样，我很理解。我自幼在他家长大，亲眼见到了每月的那一天，哪怕农活忙到很晚来不及吃饭，外公也会穿着整齐，准时去参加支部的会议；生活再艰辛，他也是先公后私，把自家的米先送去给公家。后来因为外公病了很多年，生活也很艰苦，亲戚朋友有时会建议他：您这一个20多年的老村支书，可以向组织提提意见，在政策范围内要点照顾。这时候，外公都会严厉甚至带着愤怒地说道：“我只要自己能过得下去，绝不给党组织添麻烦。”的确，这么多年来他从未要求过任何特殊的照顾，相反，在村里组织党员的一些义务活动（比如扫地、清理杂草）时，尽管80多岁高龄，他从未落下过一次，每次还尽量比别人做得更多一些。

　　我印象中的外公，从没有一点浪费。他的房间里堆满了我们看不上的他平时攒下来的“破铜烂铁”，我们给他买新衣服，他会因为旧的根本没穿破就买了新的而拒绝；女儿们打扫卫生，把他一条实在破的没法用的毛巾给扔了，他又转头去翻遍了周围所有垃圾桶，把它找了回来。自我记事起，我就谨记在外公家吃饭，掉在桌上的米粒一定要捡起来，碗里不能有剩饭。前两年过年时，舅妈在初六把除夕当晚烧的所剩不多红烧肉给倒了，引来了外公的极大愤怒，他甚至当场批评大家这是在“犯罪”。但是这么多年我们全家也能理解他了，和他的勤劳坚毅一样，这是那一代“老共产党员”所特有的品质。他的父母去世得很早，寄养在亲戚家，从6岁开始便承担起来上山砍柴之类的全部农活，后面是在入党之后，开始学习认字，再成家，把7个儿女养大成人，靠着双手奋斗出了今天的生活。我长大了了解了中国20世纪30、40年代的历史后，才深刻体会到， 2016年陪着外公去北京旅游时，在毛主席纪念堂里外公为什么会手扶栏杆痛哭流涕；在天安门广场，清晨国旗升起时，外公凝重而感慨万千。这个经历了中国从最贫穷落后到繁荣昌盛的蜕变的老人眼里流露出的真挚情感，胜过了多少赞颂的诗篇。

　　外公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很少和我们高谈阔论政治时事或理论哲学。他对在党爱党有着最朴素的理解：“是毛主席和共产党让他吃上了饭，所以要感恩”；看到社会一些不公现象或新闻里贪污腐败的案例，他坚信“是这些当官的丢掉了党的干部该有的样子”；我们有时候在家抱怨工作辛苦、生活压力大，他会立刻驳斥“你们已经是在天堂过日子，跟我们那代人对比，你们这点辛苦算什么？”

　　我曾经跟身边很多人说过，如果不是外公，很多革命史、新中国史中老党员的故事我不会这么笃信。所以我们小一辈受外公的影响也很大，我和哥哥、表弟都在18岁就入了党，他们俩现在都在祖国的边疆保家卫国，一直是外公的骄傲。后来得知我从企业辞职成为了一名法院干部后，外公更是高兴，经常叮嘱我要公平公正、要为老百姓做事。那时候刚到基层法院，面对一线工作的琐碎和繁杂，我想到了外公说自己当年自己做支书时，全村200多户人家，婚丧嫁娶和盖新房，自己都从未缺席，尽力搭一把手，我会觉得平凡和琐碎其实这也是这份工作的意义所在；面对老百姓有的时候的不理解，我常在想，如果是外公，他会怎么做怎么说；面对一些当事人给的诱惑时，我想到了外公的谆谆教诲，要有“党的干部该有的样子”，不敢有半点逾矩。

　　外公在临终前，对我的嘱咐是“你生在一个好时代，要好好为国家、为党做贡献”。我将带着外公这份嘱咐，传承他的精神，在司法为民这条道路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作者单位：江西省进贤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