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调处和息的历史相当久远，它是化解纠纷、缓和矛盾的重要手段，也是法治文化中极具中国特色的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的民事调解制度，并非无源之水，是在中国古代至解放战争时期调解工作和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回顾新中国成立前的民事调解制度，不仅可继承优良法治传统，还能供今日“大调解”吸取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

　　新中国成立前民事调解制度的变迁

　　（一）古代的调处息讼：民事调解制度的渊源

　　早在西周时期，古人就专门设有“调人”以平息民间纠纷，经过日益完善，至清代，社会中已形成了一套系统规范的调处体系。清代的调处，主要有民间调处和官府调处两种形式，调处范围仅限于民事纠纷和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民间调处，也称诉讼外调处，可解决婚姻、田土、钱债等“细事”纠纷。按调解主体的不同，民间调处又可分宗族调解、乡里调解、邻里调解，主持人一般为宗族首领、保甲长、士绅、亲友。清律规定民间纠纷要先经调处方可诉讼，因此，民间纠纷在告官涉讼前，大多已通过居间调停、伦理教化、相互协商的方式得到平息。

　　官府调处，又称诉讼内调处，是在地方官主持和参与下，对“细事”和轻微刑事案件进行调处的方式。在“无讼”的理念下，古代地方官以息讼为己任，在调处时大多采取以德化人、以礼明人的做法，并不追求权利义务的厘清。与民间调处不同，官府调处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具有教谕式的色彩。民间调处和官府调处虽为不同的纠纷处理机制，但实际上，官府调处与民间调处各司其职，相互补充，形成了一个相对严密的机制：当事人若无法接受民间调解处的结果，仍可诉至官府；官府调处不成的，有时也会令乡里、宗族调解。

　　（二）农民运动时期至抗日战争时期：民事调解制度的萌芽

　　清政府覆灭后，民国政府虽在法律文本上大量移植西方法律，但实践中民间纠纷的解决一仍其旧。民事调解制度的真正转型，肇始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在党早期农民理论的实践效应之下，自1921年始，新型农会组织在浙江萧山衙前、广东海丰赤山、湖南岳北等地相继成立。这些农会成立专门机构以解决乡民的民事纠纷，同时兼及轻微刑事案件及农会会员的违纪处分。比如，《衙前农民协会章程》规定设立“议事委员会”，会员间的是非争执，要先报告议事委员会，再由其调处；争执严重的，由全部委员开会审议解决。海丰县总农会、惠阳农会还分别设有“仲裁部”“调解委员”，由工农推举的代表就地调解婚姻、钱债、业佃、产业争夺等民事纠纷。同样的，这类调解组织也明确其对纠纷的优先权，不先行报告的，农会概不负责。

　　有些地区的调解组织又称“公断处”，如在中共广东区委扩大会议、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分别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农民纲领》，规定由乡民组成的公断处可评判乡村中的争执。1931年，《苏维埃地方政府暂行条例组织》第十七条规定：“乡苏维埃有权解决未涉及犯罪行为的各种争执问题。”据此规定，川陕省广元县及所辖区、乡苏维埃政府成立“裁判委员会”，由专门的工作人员对不涉及刑事的民事纠纷和一切争端予以调解，并实行村、乡、区逐级调解制。调解不成的，可向县、区两级司法机关提起控告。工农政权时期的调解组织在机构设置、工作制度、调解程序上虽尚不完善，但它是党领导人民群众掌握自身纠纷解决权、维护农民权益的尝试与开端。

　　（三）抗日战争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前：民事调解制度的初创

　　抗日战争时期，调解受到中共领导和革命根据地的高度重视，诚如马锡五所言：“我们远在工农政权时期，就开始了调解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更加重视。”抗日战争时期的调解工作，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37年至1940年。在吸取苏区经验的基础上，1938年，晋察冀边区政府逐步开展调解工作并于1940年始广泛设置调解委员会，为日后调解制度的法律化奠定了基础。第二个阶段是1941年至1945年。各抗日根据地政府相继颁布了适用于本地区调解工作的指示、办法、条例，比较典型的有：1941年《山东省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1941年《晋西北村调解暂行办法》、1943年《陕甘宁边区民刑事案件调解条例》。这些调解法规虽较为粗疏，但已初步成型。随着调解制度的推行，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的纠纷解决理念在部分抗日根据地获得认同。

　　从抗日战争结束至建国前夕，一些解放区也相继颁布民间纠纷的调解制度。如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调解民间纠纷的决定》、天津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调解程序暂行章程》。以上法令对调解的适用范围、种类及其主体、基本原则、程序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使得调解工作的开展变得有章可循，是调解制度逐渐完善的重要标志。

　　新中国成立前民事调解制度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结合上述调解规范文本内容，可以归纳出新中国成立前的民事调解制度有以下发展趋势和特征：

　　（一）理念重塑：从“无讼”到“为民”

　　古代调处以“无讼”理念为基础，与传统儒家文化密切相关。从根本上来讲，古代调处旨在维护“熟人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和睦，而不在于为民众排忧解纷。边区政府的调解工作，在抗日救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虽有着眼于团结更广大民众抗日的考虑，但也集中体现了“为民”理念。首先，从调解制度设定的初衷来看，边区的调解法令大多开宗明义，明确是为了及时解决民间民刑争执、减少讼累所设。其次，为扫除衙门作风，减轻民众负担，边区政府规定调解不收任何费用，调解人也不得在事前事后接受礼物。为方便民众调解，1941年《山东省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还规定：“民众其不能书写声请调解书者，口头申述亦得受理，但须制成笔录附卷。”最后，民众参与调解的程度提高，“群众的疙瘩群众解”。民众不仅可以选择不同的调解模式，还可以自行选举仲裁员和检察员。

　　（二）原则转变：从“强制”变为“自愿”

　　古代调处并非建立在平等的社会关系基础上，带有训导与教化意味，也无法避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盘剥与强迫。自农民革命运动以来，特别是从革命根据地颁布的调解法规来看，调解协议的内容、条件、执行，必须基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调解脱离了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的束缚，民众也不再服膺于“别贵贱、序尊卑”的伦理秩序。自愿原则还反映在取消“调解前置”上。为纠正司法实践中强迫调解的偏差，在1945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第二次司法会议上，王子宜院长反思调解与审判关系后，各根据地、解放区陆续改变了非经调解不许起诉、强制出具调解介绍信、持调解不成证明书方可受理的做法，不再刻意计较诉讼中审判与调解的主次地位。可见，调解自愿原则的确立，它不仅是对调判关系的调适与矫正，还标志着民事调解工作的逐渐成熟。

　　（三）依据法定：以“情理为导向”到政策与善良风俗共存

　　中国古代的调处，大多以伦理道德、社会惯例、风俗习惯、宗法族法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依据。自农民革命时期以革命纲领、规约禁令规范调解工作开始，至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政府颁布的调解法令都强调要以法律、法令、政策为依据，反对脱离政策原则和“和稀泥”的调解。此外，诸如“宗族优先权”“打砂锅”“私凭文约官凭印”“赘夫”等风俗习惯作为长期调整边区土地买卖、婚姻纠纷、商品交易、财产继承的依据，边区政府在尊重民情风俗、照顾边区实际的基础上作了适当处理，不再采用庸俗道德观念、有害于抗战及利及少数人的习惯。比如，1943年《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第三条规定，可以依习惯解决争端，但以不违背善良风俗及涉及迷信者为限，既解决了“民事调解依据是什么”的问题，又为遵守政府法令与照顾民间习惯之间的冲突提供了良好的契合点。

　　（四）模式多样：从官方主导到“群众路线”

　　相较于中国古代、工农政权时期，以地方权威、工作人员为主导的调解模式而言，抗日战争时期的模式较多，有民间调解、政府调解、法院调解、群众团体调解，自治型的“大调解”体系已初具规模，这是多方社会资源共同参和推进的结果。抗日战争后期，“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群众路线”的典型例子。“马锡五审判方式”具有尊重群众意见、就地审理、定期巡回审判的特点。这种调判结合的模式，在诉讼中注重发挥审判人员和有威望群众的作用，诉讼外重视引导群众自行调解与群众团体调解，这样一来，既获得了群众的赞誉，又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随着调解工作的广泛和深入开展，民间还出现了白玉堂、吴殿富、郭维德等调解模范人物。他们号召劳动英雄、公正士绅、户族长老作为调解主体参与调解，这种调解模式被深深刻上了“群众路线”的烙印。

　　由此可见，民事调解制度的变化与转型，是党和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推陈出新的基础上实现的。新中国成立前的民间调解工作，其对风俗习惯的取舍、地方新型权威人物的接纳，以及对维护邻里和睦的取向，或能为当下如何避免“诉讼爆炸”，提高“诉源治理”能力提供些许本土经验与借鉴。

　　（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规民约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8VHJ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