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事纠纷的背后往往牵扯了复杂的亲缘关系、家庭矛盾和情感纠葛。
针对这一特点,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探索建立以“前端介入、重心下沉、属地化解、诉源治理”为主要特征的“家事纠纷人民调解新机制”,深化家事纠纷的诉调对接,促使家事纠纷得到及时有效化解。
家事专窗引导分流
开启诉调对接快车道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精神,2019年,上海杨浦法院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家事专窗”,将家事纠纷通过“家事专窗”第一时间引导至人民调解程序,并属地分派至12个街道调委会的家事调解员化解,依托家事调解员熟悉社情民意、擅长心理疏导与情绪安抚的优势,使矛盾纠纷回归社区处理,实现人民调解从“立案受理、文书送达、矛盾调处”全流程参与。
杨浦区司法局的非诉讼争议解决中心(以下简称非诉中心)派驻专职家事调解员在“家事专窗”负责分流引导,告知当事人需先经过调解方可进入诉讼程序,同时审查诉讼材料,一次性告知流程、收案需提交的证据材料等,允许当事人在首次参与调解时补齐必要材料。
据了解经属地分派至各街道调委会的家事案件从受理、调解到司法确认不超过30天大大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2019年1月至2020年9月,杨浦法院先行调解1998件,调解成功1153件,调解成功率57.71%。
家住杨浦区的王女士与赵先生,婚后育有一女,今年春节后,夫妻因家庭琐事争执不断,在一次激烈冲突后,赵先生的母亲将王女士和几个月大的孙女赶出家门,王女士气极,遂到法院起诉离婚。
该案通过“家事专窗”立案,随后被分派至大桥街道调委会。调解员仔细审阅材料后,初步了解了案情。考虑到疫情期间王女士孤身一人带着婴儿出门存在诸多不便,调解员并未马上通知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而是走访了王女士与赵先生所在居委及其邻居处,了解夫妻二人的情况。一番探查后,调解员发现,夫妻双方感情并未真正破裂,只是伴随着小孩的出生,家庭出现了一些矛盾。
▲多元解纷家事专窗
心中有底的调解员分别找了王女士、赵先生及赵母,进行单独谈话。从谈话中,调解员根据多年的调解家事调解经验,判断婆媳关系处理不当是该起家庭纠纷的症结所在。于是她将王女士和其婆婆一起约到了街道调解室。婆婆一看到多日未见的孙女,早已按捺不住心疼与怜惜,一把将孙女抱了过来。调解员立刻抓住这个时机,动之以情地进行调解,最终双方冰释前嫌。
▲多元调解室
“感谢对‘症’下药的专业调解员,她耐心细致的劝导让我冷静地审视了婚姻。也幸亏在家门口就有调解站,让我免于奔波,在不影响照顾女儿的同时,解决了家庭的矛盾。”王女士抱着孩子感激地说。
线上线下融合
诉调对接跑出“加速度”
为进一步发挥“互联网+”优势,打造高效便捷的诉调对接平台,市司法局系统的“上海智慧调解平台”与上海法院系统的“多元解纷平台”进行了线上实时对接。对接后,当事人可在线申请调解立案,法院可通过该平台将适合调解的案件进行线上委派,由非诉中心分派至各调委会。调解成功后,再通过平台推送至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形成了从立案、调解到司法确认的“一网通办”。
2019年12月16日,杨浦法院完成了上海法院首例与司法局智慧调解平台对接案件。结案后,该案当事人冯某不禁感叹:“真没想到能当天立案、当天推送、当天调解、当天签收法律文书,我们一家只来了一次,就全都搞定了,实在太省心了!”
拓宽家事调解职能
使司法程序更接地气
对调解不成的案件,为便于后续快速进入实质审理阶段,调解员们还需要做好送达、记录、固定证据等工作。遇到找不到被告的,调解员就找到居委会查明被告“失联”情况,包括其居住情况、联系方式以及无法送达的原因、拒收的原因等,以此作为后续审理的参考。
台湾台中地方法院某起案件受送达人蒋某系大桥街道居民,然而上海杨浦法院的司法警察多次前往其住处,均吃闭门羹,屡次送达无果。大桥街道家事调解员利用街道居委关系网络排查,找到了住在殷行地区的蒋某父亲。当调解员马不停蹄地赶到蒋父家时,蒋父起初有所顾虑,不愿提供其子下落。后经调解员的反复劝说,蒋父最终将其子手机号及住处告诉了调解员。法院顺利找到蒋某本人,及时完成了该司法协助。
台湾桃园地方法院有一起“分割共有物案件”涉及到杨浦辖区景星路地块林某,须由上海杨浦法院与林某就涉案事实进行确认形成笔录。然而,景星路地块去年已动迁,原居委会也已撤销,查找林某下落如同大海捞针,难度很大。此时,平凉街道家事调解员充分发挥熟悉本地情况的优势,多方寻找林某踪迹,不放过每一条线索。后通过动迁组及调取林某亲属所在单位职工档案,终于在宝山罗店找到了林某,该起司法协助得以顺利完成。
杨浦法院秉承司法为民的初心,开拓“家事纠纷人民调解新机制”,让家事纠纷通过“一站式”进行高效、快速地解决。专业的“家事纠纷调解员”成为群众身边亲切的“老娘舅”,“家事纠纷调解新机制”也让群众感受到了更多的司法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