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此番拟出台的新“限塑令”，更加注重一次性不可降塑料制品污染的全域联动治理，显然更有助于促进“限塑令”在实际执行中的落实。

　　据报道，今年年底北京餐饮业禁用不可降一次性塑料吸管；全市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袋；党政机关开会不得主动提供塑料瓶装饮用水……为进一步加强本市塑料污染治理，《北京市塑料污染治理行动计划（2020-2025年）》（征求意见稿）日前对外公开征求意见，全市将严控一次性塑料制品向自然环境泄漏，减少不可降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

　　今年7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不少地方纷纷出台升级版“限塑令”。相比之下，北京此番拟出台的新“限塑令”，更加注重一次性不可降塑料制品污染的全域联动治理，显然更有助于促进“限塑令”在实际执行中的落实。

　　一次性不可降塑料制品带来的白色污染危害巨大。联合国的相关报告显示，全球所有塑料制品中，只有不到1/10会被循环利用，近八成被填埋或散落在环境中，引发生态环境恶化。也正因如此，我国早在2008年6月就开始施行“限塑令”，以期通过价格杠杆，减少使用塑料制品，从而激发公众环保意识。

　　如今，2008年版“限塑令”已走过12年，对防范白色污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效果还远未达到预期。这充分证明了“限塑令”的落实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制度的设计和执行方面作出更多积极探索。北京市新版“限塑令”在强调禁止的同时，还就塑料废弃物的分类回收和循环利用、替代技术和替代产品的供给作出了具体安排，体现了全域发力的治理思维，无疑更值得期待。

　　全面禁止不可降一次性塑料制品，关乎多方利益的博弈和公众消费习惯的重塑，势必阻力重重。就现实而言，不可降一次性塑料制品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监管即便不遗余力，也很可能独木难支。同时，生产商和零售商家都对不可降一次性塑料制品有利益最大化的诉求，难免有逃避监管的动机和冲动。

　　此外，消费者因长期享受不可降一次性塑料制品带来的便利，已养成了短期内难以割舍的消费依赖。监管有难度，生产有利益，消费有依赖，各方市场主体利益诉求的相互叠加，为不可降一次性塑料制品留下了生存空间，导致禁令难以落实。

　　此番北京市拟出台的新版“限塑令”，对不同领域的不可降一次性塑料制品提出分类管理要求，着力构建塑料制品的禁产、禁售、禁用监管大格局，更有助于强化塑料制品的源头治理。与此同时，新版“限塑令”对相关行业塑料废弃物的分类回收和循环利用提出具体要求，并强调要加快替代技术和替代产品的供给步伐。如此不仅能形成全链条的塑料制品污染治理体系，也有助于公众绿色生活理念的养成，促其自觉禁用不可降一次性塑料制品。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治理不可降一次性塑料制品污染，任何单兵突进的举措都有可能功亏一篑，需要秉承全域发力的治理思维。此番北京市拟出台的新版“限塑令”，从创新监管方式、强化替代技术和替代产品供给、提升消费者环保意识等方面，对不可降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禁令予以周密制度设计，体现了全域发力的治理思维，可谓抓住了治理不可降一次性塑料制品污染的“牛鼻子”。如果该“限塑令”能获得通过并得到较好执行，必能有效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