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李叶子 33岁 保健老师 山西
整理:完颜文豪 薛园
活了30多年,从没想到我们一个小家庭,竟然牵动了整个县城的神经。
我们这个山西南部的小县城,只有40多万人口。这次疫情暴发以来,共发现3例确诊患者。这里面有两个都在我家,也就是我和我妈。
从武汉回老家过年的我,成了我们县里的“一号病人”。我们的病情,都快成了县里面最大的事,全县人民的心都跟着悬起来。
听说有一天,县委书记在例会上,说到疫情期间老百姓的配合与认可,动情得差点落了泪。
虽然我也是无辜的,听到这些总觉得挺歉疚的——毕竟是我先带回来了疫情,家乡的地图被我染红了。
好在,我们自己家的难关过去了。一周前,我和妈妈相继治愈出院了。为了慎重起见,县里还专门找个宾馆,让我家人去集中隔离一段时间。
此刻,我住在宾馆隔离。靠在窗边晒晒太阳吹吹风,心想“终于熬过来了,活着真好!”
妈妈住在另一个房间里,虽不能照面,但我已经很满足了。她还像过去一样乐观,跟闺蜜们开着视频聊天,有说有笑的。
随着疫情下的紧张感慢慢消散,小县城渐渐恢复往日的平静。回过头想想这些天,简直就像做梦一般。
1月19日,我带孩子从武汉回山西老家,老公晚些时候才开车过来。
当时,武汉已经有了疫情苗头,说是不明原因肺炎。具体情况我不大了解,跟很多武汉人一样,也就没有太当回事儿。
到了老家,看到电视里采访钟南山院士,联想到以前的“非典”,我还发了一条朋友圈感慨——“要敬畏自然”。
万万没想到,此时我已把病毒带回老家来了。
家乡的小县城三面环山,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人们,还开玩笑说:“易守难攻,病毒进不来。”
没过两天,我开始发低烧。因为我是保健老师,身体一直很好,就没往坏处想。服药后仍不见好转,就打算去社区卫生所,找医生打一针。
出门前,想起钟南山说“病毒存在人传人”,就特意戴上了口罩。现在想来,当时这一念之间,说不定减少了多少病毒传播的风险。
23日,一早醒来,武汉“封城”。我这才感觉事态严重,开始怀疑自己中招了,又害怕已传染给家人了。爸爸赶紧送我去县医院。我还幻想着拍个片子排除一下,图个安心。
我如实告诉医生,自己从武汉返乡。随后,进入发热门诊隔离,县医院拿不准病情,又联系省里专家远程诊断,当天诊断为疑似病例。
第二天,检测结果出来,我被告知确诊为新冠肺炎。不知道是地方太小,还是这件事情太大,我确诊不到2小时,就有人找我同学打听情况。
县里的疫情公告还没发,很多在北京、深圳,甚至国外的老乡们,都知道我的名字了。
一位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朋友对我说,内部早就传了话:一旦有确诊病例,就要提高防控措施,县城所有公务员的年假,因此全都泡汤了。
小地方本来就啥事都瞒不住,发现首例确诊病例的消息,在全县大小微信群里迅速扩散。我和家人的姓名住址,几乎尽人皆知。
后来才知道,我去县里就诊前一天,还有一个武汉返乡女子,刚被医院解除隔离。之前,她发烧住院,县里紧急成立防治指挥部。后来,她退烧了,虚惊一场。
就在这时,令人猝不及防,我成了全县的“一号病人”。
24日,我被转到市定点医院。紧接着,我妈开始发烧,到县医院检测,从疑似变成确诊,转院后跟我住同一间病房。
爸爸的情况也不太好。因为送我就诊,他也被隔离在医院,又被查出胸片有问题。
那段时间,县防治指挥部“如临大敌”。因为我是武汉输入性病例,爸妈是密切接触者,要是有人因他们而得病,就是第四级传染了。后面会发展成啥样,大家都不敢再去想象。
弟弟微信告诉我,跟我接触过的其他家人,都被通知限制出门,我们社区也被封闭了,严禁任何人出入。
连家门口的银行营业部,因为我妈去换过新钱,所有人员全部居家隔离。进出县城道路管制,发公告取消所有聚会,彻底摸排武汉返乡人员……小县城的“硬核”防控节奏,倒比很多省会城市都快不少。
我们这个小县城,平时在全市十多个县里,表现并不是最突出的,这次竟因我家,“拔得头筹”,被列为“重点防控县”,就连进入一级响应状态,都比市里早5天。
说起来,心里总有些忐忑不安——县里防控措施每次升级,感觉都与我家有关。我也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以这种方式,和一座县城的命运联系起来。
我没有明显的症状,进了医院就没啥好怕的了。我妈第一天发烧后,各项指标一直很稳定,她退休前在疾控中心工作,有治疗经验,心态也好很多。
在病房里,除了吃药、检查,她就唱歌、做操、刷抖音。有时还跟闺蜜们开个视频,玩得不亦乐乎,好像跟在家时没啥两样。
很多人都在给我们鼓劲,一位医生,让我保持内心平静,说这样身体恢复快,另一位发了八段锦的视频让我看着学。
省里来的专家说,自己在“非典”时,被接触过的“毒王”传染了,后来挺过来了,让我也加油。也不知真假。
10多年没咋联系的同学,找别人要到我的微信,特意来说几句打气的话。另一个同学家开超市,全家都因疫情滞留在外地,说需要什么尽管去拿。
当然,也有一些关于我家的谣言,被编得有板有眼,令人哭笑不得。
刚开始,我爸只是在医院隔离。就有传言说,“有个跟李叶子父亲喝酒的人发烧了”。可我爸压根就不喝酒,哪来“跟他喝酒的人”?
还有个叔叔说来也好笑。我妈确诊前跟他碰过面,隔了两三米远,只是匆匆两句话。他越想越害怕,可能担心传染家人,便在自家地下室自我隔离。
地下室里阴冷昏暗,还没有卫生间,估计也遭了不少罪。
后来也不知他从哪儿听说,我爸在医院的隔离条件不错。于是,就给疾控中心打电话,谎称自己发烧,希望也能去隔离。
没想到,医院为了防止交叉感染,给他安排在其他病区,没跟我爸在一块,不巧他那地方环境相对一般,他就这样隔离着,还孤独地过了个年。
听说邻居们也被隔离了,我妈觉得给人添麻烦了,心里老过意不去,就发微信给他们道歉。结果,她非但没受到任何埋怨,还听到不少宽慰的话。
刚开始,我老公和我弟弟在家隔离。两个大男人洗衣烧饭都作难,还要看着3岁的儿子,每次一通电话,都感觉他俩要崩溃了,也挺令人担心。
武汉“封城”后,公婆正好结束在外旅行,可已经回不了家,也没别的地方能去,老公急得直上火,熬那两周瘦了20斤。
中间有个小插曲,县里认为居家隔离还是不安全,就找了县郊一家宾馆,打算把全县的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在那里。
我老公担心孩子被关在宾馆后,会吃不好也不适应,就顾虑比较多。
这时,防治指挥部的动员工作,很具有“熟人社会”特色——先是村干部、我妈退休前单位的领导出面,后来是一个跟我家有远亲的副县长,都跑来安慰劝说,保证在隔离点的各种生活保障。
我老公的顾虑一一被打消,也就同意了。
再后来,我们县有了第3例输入性病例,防控措施又进一步升级。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和妈妈都盼着早点出院。我爸胸片上的阴影,被证实是肺部结节,以前就有了,与这次肺炎没啥关系。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2月8日,我和第3例患者同时出院。12日,妈妈出院。13日,县医院三名医护人员赴湖北增援。
有时我会想,如果我没得病,全县的防控会是什么样?如果我是无症状病毒携带者,这个小县城又将发生什么?都是未知。
唯一确定并庆幸的是,我和老公带孩子回来了。当初,要是留在武汉,各种医疗资源紧缺,不知道能否得到及时隔离治疗。
这个不起眼的小县城,平平常常的社区村镇,是属于父母的乡土社会。平日里,谁家出啥事了,大家乡里乡亲的,都愿意去露个脸帮个忙。
这些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这种浓浓的乡情。
我和妈妈还在出院后的隔离期,过几天就结束了。至于回去后,会不会被人歧视,爸妈从不担心这事儿。
我爸还开玩笑说自己成“网红”了。但也觉得,给乡亲们添了不少麻烦,等疫情过后,该怎么好好弥补人家。
而我,想到有的地方,盲目排斥武汉人;想到有些确诊家庭,因隔离导致老人小孩无人照料。
相比之下,我更庆幸,我们回到的是老家。
(应受访者要求,李叶子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