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从公开征求意见起就让家长颇为关注的《浙江省中小学生减负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减负方案》）正式发布，其明确不得超进度教学，统筹控制作业总量，规范学生在校作息时间，不对外公开考试成绩和排名等。

　　同一天，河北省也公布了《河北省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实施方案》，指出要严格依照课标教学，严控书面作业总量，坚决控制考试次数。

　　其实，各地的“减负令”，主要就是落细落实了此前由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中小学生减负措施》。

　　减负，要动真格。但部分家长对于减负，似乎还是持观望态度。孩子的负担减了，家长的焦虑也能减吗？

　　负担越重不等于成绩越好

　　浙江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小学生减负，要减的是过重的校内外学业负担。减负不是简单地缩短在校时间、减少作业量、降低课业难度，而是要把校内外不合规、不合理、不科学的过重学业负担减下来；同时，要把思政、音乐、体育、美术、劳动实践教育等方面有欠缺、未达标的强化起来。

　　其指出，从历年学业负担监测结果来看，学生学业负担日趋加重，但学业成绩并没有水涨船高；负担感受轻的学生的学业成绩明显高于负担感受重的学生。

　　数据显示，四年级学生每天家庭作业时间1—2小时的学业成绩最高，每周校外补习3—6小时的学业成绩最高，再延长作业时间或补习时间，学业成绩反会下降。而且，2018年的监测进一步发现，只有当学生负担感受较轻时，适当增加作业与补习时间才有正向作用；而在学生负担感受一般或较重时，想通过增加作业和校外补习等方式来提高学业成绩事与愿违。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后王捷从社会层面来分析学习负担。他指出，作为政策制定者，需要对学习时间进行控制，因为教育涉及到儿童的身心健康，而家长有时未必能做出完全理性的选择，“要防止学校、家长和学生过分看重短期利益，需要保证孩子的睡眠、体育锻炼和社交时间，保证孩子的全面发展时间。”

　　家长焦虑不只因教育系统

　　《减负方案》也提出，要实施家长素养提升工程，5年内70%以上中小学校建立数字家长学校。

　　上海师范学院副教授王健问了一个问题——老百姓现在内心深处答不答应减负？当大多数人都在焦虑，“轻负”也容易成为口号。有些家长嘴上喊着支持“轻负”，但真正的想法却是，最好别人都去减负，自己的孩子就能够脱颖而出了。

　　他坦言，教师是所有教育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事实上，大多数教师没有受过专业的命题和作业设计的训练，在师范院校的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中，这都是空白和薄弱环节。“没有这样的训练，布置的作业怎么会精准、适当、合理？所以，要减负，必须要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王健说，要提高教师专业化的水平，需要职前职后的教师教育体系的优化，更需要增强教师岗位的吸引力。

　　对减负政策的疑虑，实际上折射的也是家长对减负政策稳定性、持久性、落实性、成效性的担忧。王健说，如何通过升学评价制度的综合改革，让真正守规矩的家长有获得感、让野蛮训练的家长没有机会钻空子，大概是教育政策设计者需要深思的课题。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副研究员高政分析，学业负担之所以存在，并不仅仅是教育系统自身的原因。毕竟，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愿望普遍存在。教育不仅是培养人，也承担着筛选和选拔的功能。优质的教育资源总是有限，所以教育系统内的激烈竞争就不可避免。

　　家长和学校担心别的孩子、别的学校抢跑，大家陷入一种囚徒困境。高政说，可能真正能起作用的是政策和教育制度。“减缓焦虑，最终还是要靠社会经济的发展，迈向更为完善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