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在人民大会堂，91岁的高铭暄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面对这至高荣誉，这位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说：“这是党和国家给我的恩典，我感到幸福和光荣。这要归功于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和一直帮助支持我的中国人民大学及师生。”

　　作为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铭暄全程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的制定，为中国刑法学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1954年对于26岁的高铭暄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当年9月，我国第一部宪法诞生，刑法的起草工作随之被提上日程。刚刚在人大法律系留校任教不久的高铭暄被抽调至刑法起草小组，和其他20多人一起开始我国第一部刑法的起草工作。

　　从1954年到1979年，历经25年、38稿，在历史跌宕中，高铭暄全程参与并见证了我国第一部刑法典的诞生：刑法起草小组从国内外广泛收集资料，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刑事审判材料就有1万多份，苏联、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多国的刑法典被一一翻译，连《唐律》《清律》都摆上了案头。“一方面借鉴，一方面还要自己总结经验，作为刑法起草的参考。”高铭暄回忆说。

　　1979年7月1日，刑法草案在人民大会堂表决通过，掌声雷动。回想起当时的场景，高铭暄激动地说：“我们的劳动没有白费，中国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刑法典，刑事诉讼终于有法可依了！”

　　此后数十年间，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出台，还是对刑法修正案的反复讨论，高铭暄都参与其中，付出心血。他还多年在中国法学会、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国际刑法学协会等担任重要职务，从事大量与法律相关的社会工作。

　　作为“刑法学泰斗”，高铭暄最珍视的还是那三尺讲台。他总说：“我就是一名普通教师，既然选择了教书育人，就矢志不渝。”

　　多年来，高铭暄为学生教授中国刑法、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刑法前沿问题等课程。1984年，他成为我国刑法学专业的首位博士生导师。

　　“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师德先进个人”……从教半生，高铭暄获得不少荣誉，对教育事业始终钟爱如一。他先后培养出80多名法学硕士、博士及博士后，其中许多人成为知名法学教授、法院院长和律师，为推进我国法制建设、法律人才培养作出贡献。

　　教学之余，高铭暄笔耕不辍，共主编7部有关刑法学的教材，著有8部专著，主编或参与著述100多部，发表论文300余篇。尤其是他主编的《刑法学》教材荣获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司法部优秀教材一等奖，成为刑法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他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等，也填补了新中国法学发展史研究的空白。

　　如今，尽管已眉发花白，“90后”的高铭暄依旧精神矍铄。他还在指导3名博士生，忙着写文章、做法律咨询和讲座，闲暇时还在微信朋友圈“打卡”学英语。“只要身体可以，我就要继续做工作、提升自己，活到老学到老。”他笑着说。

　　在高铭暄看来，时代发展日新月异，新的规范条例不断出台，法律工作者需要加紧学习，才能应对新问题、新挑战，不落后于时代。特别是人工智能、知识产权、极端犯罪、生态环境等新领域更需要加强学习和研究。

　　高铭暄也致力于中国刑法的国际化，盼望着中国刑法走向世界。他说：“我们要让外国人知道中国的刑法很系统、很完备，有不少好经验。同时也要了解其他国家的经验，促进交流。”

　　10月1日，高铭暄受邀参加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观礼。当回忆起70年前作为北京大学学生队伍中的一员见证开国大典时的情景，他感慨道：“新中国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国家翻天覆地的巨变，足以让每个中国人感到自豪。”

　　而日益完善的中国刑法也让高铭暄感到欣喜：“随着国家进步、民主法制水平提升，我们的刑法一直在发展、进步，法律条文越来越符合实际，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可操作性也越来越强。”

　　“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推动法治中国建设，保障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让人民权利得到保障，让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制裁。”回顾一生的奋斗历程，高铭暄依然充满“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今后我还要继续做好本职工作，和法学界同仁一道，努力推动法学体系不断发展完善，为我国法学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