障碍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可能是门口的台阶，也可能是不连续的坡道，或者是高出地面一截的公交车，而这一次，它是一段没有设置任何警示的危险道路。

　　7月7日晚，坐着轮椅的文军出现在这条道路上，随后，这位截瘫患者从道路尽头跌落到离地约2.2米的地下车库入口处。120赶到现场时，他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没有人想到这会是挡住文军的最大障碍。作为一名无障碍出行的推广者，他一直努力让轮椅走到更远的地方。

　　他去天安门看过升旗、去八达岭爬过长城，他的身影曾经出现在银川、三亚、成都、西安、南京、内蒙古，不久前，他还和妻子去东北来了一趟为期25天的3省6市旅行。他去过南非，到过越南，还去过印度、尼泊尔。

　　他已举办了11次针对截瘫患者的无障碍出行活动。按照原计划，今年10月20日，他会带领截瘫患者从昆明、大理、丽江一路出行10天，这是这些人第一次尝试跨越3个城市。

　　为了考察这些地区的无障碍设施，文军一个人出发。他从北京途经15站，在列车上经过了34小时9分，终于到达昆明。每晚10点左右，他回酒店，整理一天的考察结果，拼图发到朋友圈。

　　7月4日，他到了昆明大观楼，发现很多公交车是一步梯，“适合轮椅上下”；6日，他考察了讲武堂、海埂公园、民族村等景点，“第一次看到了国内街道公共残障卫生间配有电子门锁”；当天傍晚，文军抵达大理。这一天，他一共更新了4条朋友圈。之后，就再没有更新。

　　这本来只是他的一次普通考察。他先后十几次带着全国各地的瘫痪患者，到北京、西安、南京、宁夏、成都、三亚等地旅行。活动的消息靠病友群、朋友圈发布传播，往往发出来不到几分钟，限定的60多个名额就会报满。

　　为了保证这些人的出行，他需要提前出发考察：调研酒店无障碍设施，去景区考察线路，根据考察情况，再定路线、排时间、租大巴、协调志愿者。

　　他的背包里，随时装着一把折叠尺，展开1米长。进了酒店，他就掏出尺子测上测下：卫生间的门要宽于60厘米，保证大部分轮椅通行；马桶与淋浴的距离伸手就能够着，因为站不起来的他们，只能坐在马桶上洗澡。

　　目前在中国，没有残障人士出行的咨询分享平台。一些旅游网站，也仅有该酒店是否具有无障碍设施的笼统描述。致电到酒店前台，很多服务人员分不清不同无障碍设施的区别，也并不知道残障人士需求的具体信息。

　　为此，每次找酒店，他最起码要划定七八十个作为备选，一个个地查阅，锁定了范围再去现场勘查。他还要把价格尽量压低，因为长期治病，对这些并不富裕的病友来讲，最合适的价格是150元到200元。

　　为了这次考察，他专门准备了一个崭新的棕色笔记本。这个本子刚用到第5页，昆明已经考察完，大理的酒店也有了2个备选，他刚走完了两个景点，这份笔记，最终停在了洱海处。

　　文军去世的消息很快在圈内传开。拿到他的手机那天，妻子和妹妹发现，文军的微信里塞满了8000多条未读消息。他的故事很多病友都能脱口而出。在截瘫患者的圈子里，已有的共识是，很多人能走出来，都是因为文军。

　　他在2006年创办“北京截瘫者之家”，为截瘫者提供了一处落脚点。这是在离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百米左右一栋居民楼里的一个四室一厅，卫生间有加装的扶手，厨房有降低了的灶台，还有不少锻炼的器械。为了随时改装，他买好了电锤和电锯。

　　截止目前，几千人在这个不大的房间来来往往。五六岁的小女孩在这里住过，60多岁的老人也曾光顾。

　　在康复中心的日子，是很多病友的“舒适区”。离开了这里，这些人会再次面临着寸步难行的窘境。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相关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已达8500万。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均对无障碍环境作了规定。2012年国务院发布实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从无障碍设施的建设、管理与法律责任等环节，也对无障碍环境作了详细规定。

　　《2018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共出台了475个省、地市、县级无障碍环境建设与管理法规、政府令和规范性文件，1702个地市、县系统开展了无障碍环境建设。

　　尽管如此，实际的问题是，无障碍设施的普及率并不高。中消协和中国残联在2017年的百城调研数据显示，我国无障碍设施整体普及率为40.6%，处于较低水准；而除普及率较低，还存在部分无障碍设施被占用、维护不到位、设计存在问题等情况。

　　“北京截瘫者之家”的病友说，每一次出门都会提心吊胆。目的地不同，遇到的困难就不一样，有的人到了现场发现没有需要的设施，还有的人发现无障碍设施的位置没有标示。一些地方的无障碍洗手间，被锁住放置保洁工具，有的一用扶手就掉了。

　　在机场，因为助残车迟来，有病友被等待在摆渡车上的旅客指着鼻子大骂了一路；航空公司与机场需要分别联系，一旦对接不到位没有廊桥，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被甩在停机坪。

　　需要残障人士打起精神对付的障碍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除了注意旅途中的不便之处，文军还要告诉病友如何进行保健康复、如何寻找一份新的生计。

　　回到家里，多数时间他在查资料，或打电话回复病友。几乎每天，他要在电脑前从晚上六七点，待到半夜十一二点，遇上了心情不好的病友，他与之交流到凌晨两三点才会睡觉。他的QQ好友几千人，他把签名改成：能在各种逆境中生存下来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

　　25岁时，文军因为车祸损伤了脊髓。他也经历过不愿意迈出家门、整日与床为伴的时光。家里说买轮椅，他一听就“急眼”。原本喜欢交朋友的他，一听朋友来看望就把头扭到一边。

　　但他很快走了出来，来到北京康复的第3个月，他劝走了一直照顾他的母亲。很长一段时间，文军坐着轮椅，从康复中心到马甸，批发当时病友用的IC电话卡，一趟40公里。他在角门中学、夜市摆地摊，一张电话卡挣三四元。

　　如今在美国读博士的张娥，是最初认识文军的病友之一。她记得，那时候，文军开朗、乐观，康复锻炼总是坚持到最后，他还常带着病友做些运动。她跟着文军去过陶然亭，从角门一路去天安门看升旗，她突然觉得，自己找到了自信和尊严——不依赖别人，就凭着自己，也能走这么远。

　　张娥说，对于截瘫患者，除了实际存在的障碍外，一个无形的障碍是，出门后感觉所有人都在审视自己。“一起出行时，不再是自己承受这种打量，慢慢也对这种眼光开始脱敏。”

　　文军曾组织病友来北京登长城。那天，来自外地的60多个病友，在志愿者的帮助下，爬到了长城上。一个大姐当场哭了，她没想过，受伤后还能完成这样的愿望，“站在这，我也是好汉了！”

　　那时候，没人敢相信，这么一大帮人就这样自发来到长城。旁边走过的女游客猜测，“估计是残疾人拍电影来了”。得知实情后，她自发要求成为团队的志愿者；一位第一次来中国长城的法国人，还兴奋地跑进人群中做出起跑的动作留影。

　　“国外有很多报道，说中国的残疾人去哪儿了，法国人也可以回去说，中国的残疾人都在这儿！”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文军提高了声音说。

　　后来每次活动，他们要么排成一字长队，要么就是围一个圈，一堆人坐着轮椅，扬着手臂，“真的挺壮观”。

　　“看到了文军，就觉着自己一定能行。”病友老唐消沉了6年，在聊天室里认识了文军后来到了北京，帮文军一起打理截瘫者之家；贵州的80后小唐，因为文军第一次自己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现在经常自驾出门。

　　此前，许多截瘫患者已经习惯向人求助。张娥说，每一次出门乘坐公交车，她要先找人把自己背到指定位置上，轮椅提起来、放下，再折起来，放进公交车里。即使很多好心人帮忙，可她始终心里打鼓，“天哪，我又要再爬一座大山——总会想到前方会有多少障碍，要求多少人帮忙。那不如还是别去了。”

　　曾经在美国和法国生活了5年，去过近30个国家自助旅行的残障人士纪寻做过一份中国特殊旅行者调查。她发现，中国残障人士出门遇到的最多的问题是目的地没有无障碍设施，找不到无障碍的信息，找不到合适的酒店，也找不到懂这些设施的服务人员，通常情况下，服务人员的态度也并不佳。“面对这些问题，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人给出一个答案”。

　　相比之下，在欧洲旅游的时候，可以从多种渠道寻找想要获得的关键信息：官方渠道有各种旅游景点的无障碍的信息，公交系统的网站上标注了无障碍的线路。旅游公司的网站上有关于城市的无障碍指南，经验丰富的残障旅行者也会在这里分享旅游景点、网红餐厅之类的信息。此外，还有被奉为“旅游圣经”《孤独星球》丛书，以及旅行博主分享的旅游指南可供参考。

　　如今，在文军的影响下，张娥经常自发选择乘坐地铁出行。“想让地铁工作的人员知道我的存在，这些设施是有意义的，你需要不断地去保持它，维持它，而不是让它落灰和失灵。”

　　她说，因为出行不便，穿梭在路上的残障人士相对少见。久而久之，很多人遗忘了这样一个群体，也忘记了如何维护他们的需求和权益。“你要不断地去出现，这就是文军在做的事情，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努力。”

　　文军去世时，距离原定的出行计划只有3个月。在处理文军的后事时，人们也在讨论，这场云南之行，是否还能如期举行？

　　每个人都想完成文军和病友们的心愿。但到每个环节才发现“一帮人的能力加起来都顶不上文军一个”。“他保证的不是做什么更好，而是万无一失。对于这个群体，有一个不舒服都不行。”文军的妹妹说。

　　只有身边的人知道，这些障碍清除起来多不容易。为了节约费用，文军习惯一个人出门，多数时间跟着他的，只有一辆轮椅。

　　有人劝他找个旅游公司，他说，“还是要亲自去看一看，才能更放心”。坐在轮椅上带不了多少行李，他把小箱子压在腿上，斜挎个小包，轮椅后面再挂一个双肩包。几次遇上下雨，回到住处他已全身湿透。

　　在妻子看来，文军“有使不完的力气”，“有人开玩笑，军哥就是一个大牲口。”

　　每次考察完，文军都会形成一份报告，最终落实成一份发给病友们的出行时间表。这上面有具体的时间规划，从早晨7点半到晚上8点半衔接得几乎丝毫不差。

　　为了这些工作，他已经2年没回老家宁夏固原了。他告诉妹妹，这一次，他本打算考察完云南，顺路回家待上一周。

　　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文军的身影定格在路边的监控摄像头里。7月9日，亲友们前往派出所，调看监控。监控里，文军滑着轮椅前行，“人突然就掉下去了”。

　　亲友质疑，文军身亡原因，疑与无障碍路口被堵、地下停车场前未设置防护设施有关。

　　与涉事酒店沟通的，是老唐与文军的家属。老唐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对方承认了自己的责任，希望他们走法律程序。

　　如今，事发地看上去和平常已没什么不同。文军遗落的那顶黑色鸭舌帽被自发前往追思的朋友捡起，残留的血迹也被连续几日的雨水冲刷干净。

　　这段平路的尽头，多了一个反光筒和一条挂着各色小旗的警戒线，再往前的拐角处，几个石块压着“消防重地，禁止通行”的标示牌。

　　事发一周后，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重走了这条路，即使在白天，站在路口不刻意观察，也很难看清道路的前方已截断。人们推断，事发当晚9点多，坐在轮椅上比正常人低半个身位的文军，因为轮椅的重力，很可能头部先着地。

　　因为公共安全设施的不完善，这位致力于推广无障碍出行的公益人士，在考察无障碍出行路线的途中去世。“实在是太讽刺了。”身边的病友这样说。

　　与文军相识的病友程剑，对于文军的离开，还有另一层担心，“希望这个事件不要让病友觉得这会是自己的明天，又跌回一个忧心忡忡对出门畏惧的状态。”

　　出事后，文军的好友自发赶往了现场。这些人很多是病友，与文军已相识10多年。他们都记得，在举办奥运会之前，北京的无障碍设施没那么完善，门口常常是几层的台阶，没有连贯的坡道，文军常常一个人徒手滑着轮椅出门，再回来时已经过了大半天，常常浑身汗湿了个透。

　　所有的病友都感觉到，这几年，有关无障碍设施逐步在推进，就像“牙齿一点点地长大”，如今，不少高层次论坛以其为主题。清华大学成立了无障碍发展研究院，配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开展无障碍发展领域的研究。深圳打出了无障碍城市的标志，从上层和战略发展的角度推广起无障碍设施的建设。

　　他们的轮椅可以定制了，路越来越平了，组织的活动成了规模，更多的病友自己找来，出行的意愿挺强烈。文军计划，这次的活动可以多跑几个城市，他还专门安排了一个环节——为所有的轮椅夫妻拍一组婚纱照。

　　这些病友正守着他的朋友圈，期待着这次浪漫的云南之行。这一回，他却倒在了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