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举大债，白条一大堆。”这已成为个别地方村级债务的真实写照。有的村白条竟然打了近40年，到底是谁欠下的都无从找起。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在西部多地采访发现，部分农村负债问题严重。有的村负债几十万，有的超过千万；有的是上个世纪的“白条”，有的是近几年的新债；有的村干部被围追堵截不敢出门，有的村干部被逼借高利贷替村还债。“旧债未了又添新债”，多数村没有偿还能力，只能眼睁睁看着村级债务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欠债几十年：白条一大堆

　　“白条到底有多少张我记不清了，不过应该有1公斤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生盖营村村民云有贞反映，从2008年至2013年，十多位村干部因检查、雇工等用餐，在他家饭馆打了30多万元的白条，一直未还。记者看到，这些泛黄的白条欠款额从一百多元到几百元不等。

　　事件引起新城区政府关注，在纪委等部门介入下，30多万元的债务最终决定“谁打的白条谁来还”。尽管村干部们觉得有些无奈，但又不得不“担当”。前任村主任委屈地说，自己只是作为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在欠条上签了字，这笔钱跟他没关系。白条到底由谁来还仍在争议中。然而，记者发现，这笔陈年旧账仅是生盖营村村级债务的冰山一角。

　　这几天，生盖营村的村支书刘建平、村主任渠源湖被催债整得焦头烂额。“有好几拨人同时讨债，其中一家企业盯得最紧，三年前村里欠下人家土地补偿费80万元，天天打电话催。”刘建平说，“企业让我给打个欠条，我才不哩，一打条就会被起诉。”渠源湖显得更为焦虑，他说，等年底几个工程审计完就该付款了，村里的缺口估计有三四百万元，到时日子更不好过。

　　记者在基层调查发现，日子不好过的不止生盖营村。记者随机入户了乌兰察布市一乡镇，据“三资核算”结果，镇里8个村中有5个负债，其中一个村负债27万余元。记者来到该村采访，村支书向记者倒出了一肚子苦水。他讲述，债务主要有村干部多年前的工资、村干部垫资、雇工费、机电井维修费等，有的是1997年欠下的工资，有的是新近欠下的维修费。“历届村两委欠下30多位村民的钱，父亲死了，儿子接着要，拧得很紧。”

　　存量大、增量多、无偿还能力，这几乎是大多数村子面临的普遍问题。有的村白条打了近40年，到底是谁欠下的都无从找起。而近几年新增的债务更是量大惊人。某县的村级债务规模达7.9亿元，仅一个镇的村级债务就达7700万元，其中最多的一个村负债超过1000万元，总负债占总资产的50%。陈年旧账一般是吃喝欠下的，新的债务大多用于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村集体经济发展等。

　　“民告村”接二连三：村干部玩起“躲猫猫”

　　催债的压力和躲债的困扰，让一些村干部苦不堪言。乌兰察布市一村支书郭海俊苦笑自己是“两肩挑”村干部，一肩挑着发展的担子，一肩挑着沉重债务。前些年他按照镇里安排，联系挖机队为村里拆危旧房，欠下150万元工钱，20多名工人直接堵门、扣车，赖在他家不走。迫不得已，他借高利贷等还了40万元。“我去镇里要了四五十趟，真不知道哪天能还清。”

　　最近，在某个全国文明村当村支书的董建军“压力山大”。他刚收到债主通知，“我要起诉你们村，等着法院传唤吧”。他讲述，评全国文明村前后几年，村里组织了200多次村民才艺展示，其间招呼大伙用餐，欠下约12万元餐费；村里盖起戏台，村民和上级领导要求唱戏，累计欠下约49万元演出费，剧团甚至把他家的几车水果扣走抵债。“这次是因为还不起钱，一个戏班子起诉了村里。”

　　这种“民告村”的案例不在少数。在内蒙古中部一村庄，村集体欠了四五十户农民的钱，村民多次索要未果，告到了镇纪委，还有的直接将村委会告上法庭。

　　此外，村级债务的形成还与财务管理松散，项目建设村级匹配金额过大，个别村寅吃卯粮超能力发展等因素相关。一些村干部为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甚至突破了专款专用限制。2014年，赤峰市山嘴村25万元地面硬化项目中，村支书、村主任将本应20厘米厚的水泥混凝土，降为10厘米，节省下11万元还了村级欠债，2017年两名村干部被问责。

　　还有一些村，对待村级债务走了极端，怕生债而不敢想、不敢干，认为“拨多少钱就干多少钱的事，没钱就不干事，不干事就不会负债”。这种“等靠要”思想同样制约农村发展。采访中，一些村干部表示，宁肯不发展也不负债，哪怕欠下一块钱，最后都是找自己来要。

　　多数欠债为发展：发展还债是正途

　　债务不是洪水猛兽，一个地方有债务并不代表有问题，没有债务也不说明就是好现象。业内专家和基层干部认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债务问题，既不能谈“债”色变，也不能听之任之。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村级债务是为了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因此，对待村级债务，需区别对待旧债和新债，开展专题调研，分门别类提出解决方案。有的地方，媒体一曝光，纪检监察部门一介入，迅速了结，显然不是最合理的办法。

　　基层呼吁，全面从严治党，还要加强对基层权力的监督，加强基层“微腐败”治理，在村级债务问题中严肃追责，查处惩戒一批苍蝇，让涉事人员付出应有的代价，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当务之急是要摸清债务底数，分类施策，集中清理旧账。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洁等人认为，各地应全面核查村级债务底数及成因，然后因村、因债分类处置。可采取结对抵冲销债，对债权人已不存在或已放弃债权的呆账依法核销，盘活存量资产化债等多种方式化债。

　　具体来看，首先要增加基层公共建设投入，破解集体经济难题。尤其是偏远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配套压力较大，有村干部表示，因为拿不出配套经费，好项目也不敢要。多位县委书记和乡镇干部认为，化债还是要靠发展，通过政策引导、项目支持等方式，积极培育村集体经济。涉及土地使用上，加大改革力度，可通过灵活置换土地等方式，为农村发展留出空间，使村集体经济在化债和防债方面发挥源头活水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本级支出明显加大，而在很多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缺乏村集体经济，上级拨付的办公经费又很有限，让村集体捉襟见肘，很多工作不欠债无法开展。

　　包头市沙尔沁一村去年办公经费仅有3.5万元，集体经济收入为零，靠着讨要欠款获得8万元收入。“一家人吃喝拉撒一年，3.5万元都不够，更别说一个2700多人的大村子。”村支书王梦宁介绍，去年仅村委会各类工作人员工资，就支出7万多元，此外还因维修路面等产生了支出，不仅没结余，村主任还垫进去7万元。“村里还有三四十万的旧债，厕所马上要塌，根本拿不出钱修，只能贴张纸让大伙当心。”

　　其次要完善村级财务制度，划定债务率红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田孟表示，在村级债务问题中，还需警惕“无责任的发展欲”，处理好“弱发展能力”与“强发展欲望”的关系。业内人士认为，应完善村级财务制度，强化预算管理，划出债务率红线，确保债务“适度、可控、短期”，把化债与防债列入村干部，特别是村支书政绩考核内容，并把村干部离任审计真正落实到位，避免任期内无限制、无责任举债。

　　此外，还要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格压缩支出。在推进新农村建设同时，应在村两委中大力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神，合理规划项目建设，认真确定每一项开支，减少随意增加非必要性开支，严禁举债列支村级非生产性支出，严格控制盲目举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