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一场覆盖全国、为期三年的的扫黑除恶攻坚仗开启。

　　这场专项斗争，与过去开展十多年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有所不同，“打”与“扫”一字之差，透出破解涉黑涉恶问题的新方略——“扫”，辐射范围将更广、程度更深，谋划、组织和实施更具系统性和前瞻性。

　　外界注意到，“升级版”的扫黑除恶行动，思路非常清晰——针对当前涉黑涉恶问题新动向，将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将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将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这如同一套“组合拳”，直击黑恶问题的要害。

　　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历史坐标系下审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新时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项重大任务，不仅关乎人民的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亦关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与“平安中国”建设互为注脚。

　　由此，对于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而言，已力透纸背。

　　警方一周年“战报”共打掉涉黑组织1292个

　　作为“扫黑除恶”的主力军，从公安部1月28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特别发布的“扫”“除”成绩单来看，自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共打掉涉黑组织1292个、恶势力犯罪集团5593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79270起，缴获各种枪支851支，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621亿元人民币，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7.7%，八类严重暴力案件同比下13.8%。

　　从广州荔湾芳村“黑老大”陈志伟案、到北京丰台石凤刚案、河南漯河李耀勇案、再到山西吕梁市柳林县陈鸿志案……一批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南霸天”“北霸天”被依法惩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政委曾海燕就此指出，“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明显增强”。

　　公安部提供的另外一组数据显示，2018年1月至11月，全国发生持枪犯罪案件42起、爆炸案件39起，同比分别下降27.6%、29%，枪爆犯罪案件保持了多年连续下降的良好态势，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枪爆犯罪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

　　此外，为确保除恶务尽，公安部持续加大对涉黑逃犯的缉捕力度，2018年12月初，公安部再次对299名涉黑逃犯开展集中缉捕清零行动。公安部还派出多个工作组赴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开展境外追逃行动，一大批潜逃境外的黑恶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回国，极大震慑了黑恶犯罪。

　　扫黑除恶“调整主攻方向”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入第二个年头，官方亦对扫黑除恶进行了更为精准的部署，咬定三年为期目标不放松，调整主攻方向，保持强大攻势。

　　分析认为，调整主攻方向，意味着将扫黑除恶利剑挥向更精准的方位——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对涉黑者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对民众而言，打击涉黑涉恶犯罪向纵深推进，顺应民心，维护平安，彰显正义。

　　据上述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介绍，公安机关坚持把扫黑除恶与反腐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积极会同纪检监察机关，建立涉黑涉恶腐败线索、黑恶势力犯罪线索双向移送制度和查办结果反馈机制，深挖彻查黑恶势力“关系网”、“保护伞”，对民警违纪违法甚至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坚决清除害群之马。按照查处“保护伞”管辖分工，全国公安机关以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立案查处152人，向纪检监察部门移交涉及腐败问题线索1738条。

　　对于未来如何进一步“破网打伞”，公安机关将紧盯涉黑涉恶重大案件、黑恶势力经济基础、背后“关系网”“保护伞”不放，进一步加强对重点疑难案件的专案攻坚力度，重点铲除一批根基深、实力强、关系复杂的黑恶势力。坚持扫黑与打击“保护伞”同步进行，严格落实“一案三查”制度，深挖彻查一批黑恶势力“关系网”、“保护伞”，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不断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向深入。

　　“四份文件”发布为扫黑除恶提供法治保障

　　全国扫黑办4月9日在北京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四个意见。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办主任陈一新在发布会上指出，出台这四个意见，为依法严惩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陈一新指出，随着专项斗争全面深入推进，大批涉黑涉恶案件陆续进入起诉、审判环节，对准确适用法律法规，依法严惩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提出了更高要求。全国扫黑办推动制定这四个意见，对于提高涉黑涉恶案件办理质效，依法准确及时地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扫黑办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杜航伟在发布会上就《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作出详细说明。明确了“软暴力”的基本概念，将“软暴力”界定为“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响，对他人或者在有关场所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的违法犯罪手段”。

　　“‘软暴力’与暴力明显不同，但其危害后果却与传统暴力犯罪相同，甚至有些造成的后果超过了传统的暴力手法犯罪。”杜航伟表示。

　　“黑恶势力为了逃避打击，不断变换犯罪手法，逐渐摒弃了原来明火执仗、打打杀杀的明显暴力手段，转而采取易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的‘软暴力’。”杜航伟表示，犯罪分子，特别是一些黑恶势力犯罪分子用这种手法的也越来越多，比如跟踪滋扰他人、恶意举报诬陷、播哀乐摆花圈、喷油漆堵锁眼、摆场架势示威等。

　　据了解，在浙江公安机关此前侦办的一起“套路贷”案件中，当受害人落入债务陷阱、无力偿还时，犯罪团伙便通过对受害人及其家属、通讯录朋友进行威胁、恐吓、骚扰等手段，逼迫受害人偿还虚高债务。受害人张某因无力偿还虚高债务，遭受到该团伙的“软暴力”催收，最终不堪忍受，被逼自杀。

　　《意见》专门明确了“软暴力”的客观认定标准，强调“软暴力”应当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才能构成违法犯罪的手段。“对哪些情形可以认定为‘足以’，《意见》也作了进一步细化。”

　　杜航伟表示，在执法中，政法各部门将密切配合，坚持依法办案、坚持法定标准，“既不扩大、不拔高，也不降格，加强法律监督，强化程序意识和证据意识，确保罚当其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