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中皆有《循吏列传》，它记载了历史上的行政司法典范官员。颜师古注曰：“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也。”循吏即指那些执法公平公正、注重德政教化、顺应民心人情的中央大员和地方官吏。西汉昭宣时期，为了挽救盛世危机，化解社会矛盾，力纠汉武时期的酷吏政治流弊，任用了一大批执法公正严明、行政教化为先、体察民间疾苦的官员，使这一时期循吏辈出，励精图治，“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在这些循吏中，以黄霸、龚遂最为有名，并称“龚黄”，他们成为行政司法的千古典范，备受后世推崇。如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诗中有“下车书奏龚黄课，动笔诗传鲍谢风”之褒扬，就连四大古典名著之一《西游记》中亦有“名扬青史播千年，龚黄再见”之称颂。

　　忠心王事正直刚毅

　　黄霸字次公，出身淮阳豪族，后被迁徙到关中的云陵，从小就喜欢研习国家法律诏令，出任过地方卒史、均输长、太守丞等官职，以勤于政事、清廉明察闻名当时。龚遂是山阳郡人，少习诸子百家，尤精儒学经典，官至昌邑国郎中令，以为人忠厚、性格刚直著称于世。

　　黄霸任颍川太守时，汉宣帝倡导与民休息，多次颁布诏令减免赋税，恩泽众生，但地方官员或因触及既得利益，或因怠于政事，竟然多不“奉宣”，将皇帝诏令束之高阁，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致使国家政令不通，怨言丛生。忠心王事的黄霸上任之后，为了纠正官场这一恶习，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选调为政勤谨的能员良吏到各个地方召集民众、将皇帝诏书一一诵读公布，使百姓“咸知上意”；二是下令所有邮亭和乡官都要养猪养鸡，按照宣帝诏令供给赡养“鳏寡贫穷者”；三是将法律条例通俗化，让父老、师帅、伍长等各类基层官吏到民间宣讲，以布之于众，“为善防奸”；四是经常微服私访，倾听下层官吏意见和百姓呼声，并强化监督权，派出属下年长的官员秘密巡行民间，问以民情政声。这些巡察地方的官员不但年高识广，而且作风清廉，有的出行从不住官方“招待所”，而是宿于草舍，食于道旁，其中有一位在道旁席地吃饭时竟被头上飞过的乌鸦叼走了手上的肉。经过的民众将这一幕告诉了黄霸，这位官员归来汇报时黄霸安慰他道：“甚苦！食于道旁乃为乌所盗肉。”这位官员大惊，以为自己的行踪一直在黄霸的掌控之中，不敢有所隐瞒，只能如实汇报。因为黄霸勤于政事，“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

　　宽和的黄霸也有刚毅正直的一面。汉宣帝想褒扬曾祖父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下诏让三公九卿商议汉武帝的“庙乐”，要求务必搞得盛大隆重。群臣自然顺从圣意，一片附和赞成之声。唯有在朝为官的《尚书》研究专家夏侯胜表示反对，指出汉武帝穷兵黩武，导致“海内虚耗，人口减半”，不应享受盛大隆重的祭祀礼乐。偏偏刚从最高司法长官廷尉属下的廷尉正升任为丞相长史的黄霸也不识时务，发声赞同夏侯胜的观点。丞相、御史大夫以及百官自然不会放过这两个公开与皇帝作对的“异类”，纷纷口诛笔伐，最后黄霸与夏侯胜被以“大不敬”的罪名投入廷尉大牢，“系狱当死”。生死之际黄霸毫不在意，竟在狱中拜夏侯胜为师，共同研习《尚书》经文精义。汉宣帝内心也不愿意杀掉这两个刚直不阿的臣子，迟迟不肯下执行死刑的诏令。过了三年，朝廷大赦，两人出狱并升了官，夏侯胜为谏大夫，黄霸为扬州刺史。

　　与黄霸不同的是，龚遂一做官就跟错了人，任职郎中令的主子就是先为昌邑国君、后为西汉“废帝”的刘贺。刘贺荒淫暴虐、行为不端，为人忠厚、秉性刚毅的龚遂“内谏争于王，外责傅相，引经义，陈祸福，至于涕泣”，即使如此也难以打动刘贺，以至于后来刘贺一见龚遂说话，就用双手捂住耳朵夺路而逃，说：“郎中令最擅长羞辱他人。”当汉昭帝死后，因为无子，群臣共推刘贺为帝时，刘贺大喜，携带王府所有官员、奴仆、太监们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奔向长安，一路勒索官府财物，强抢民女，飞扬跋扈，无恶不作。龚遂先是流泪哭谏，后来强行揪出刘贺身边强抢民女的奴仆，交付官府治以国法，但刘贺依然执迷不悟，后来只当了27天皇帝就因荒淫不堪，被辅政大臣霍光以皇太后懿旨的名义废黜，赶出了长安，成为西汉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原来刘贺的群臣高官以“坐陷王于恶不道”之罪被诛杀者二百余人，只有龚遂与中尉王阳因屡次规劝免予一死，但被“髡为城旦”，判处四年徒刑。后来在丞相、御史大夫的极力推荐下，汉宣帝任命龚遂为渤海太守，授以“得一切便宜从事”的特权。

　　执法公正明察秋毫

　　“昭宣中兴”时期采用王霸并用、为政以宽的治国方略，在司法方面注重“奉法循理”、平狱缓刑，力图减弱汉武帝时期的酷吏政治带给朝野上下的暴戾之气，缓和社会矛盾，化解统治危机。这种政治气候的变化造就了一大批循吏应运而生，黄霸和龚遂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二人作为地方行政司法长官理讼审案的突出特点是国法情理兼顾，执法公平公正，判案明察秋毫。应劭在《风俗通》中记载了黄霸在颍川太守任上智断争儿案的故事：

　　当地有一富户弟兄两个在一起生活，各自的媳妇都有孕在身，结果兄长的媳妇生下了死胎，兄弟媳妇生下了一个男孩。为了争夺家产，兄长媳妇顿生恶念，强行抱走兄弟媳妇的孩子声称是自己所生，弟媳妇当然哭天抢地，告发到官府。由于双方各执一词，这一案件整整审理了三年却毫无结果。黄霸到任问明情况之后便令将孩子抱到公堂之上，下令让妯娌两人上前抢夺，谁将孩子先抢到手，就将孩子判给谁。兄长媳妇即奋力上前强抱狠抢，志在必得。而兄弟媳妇既想抢回孩子又怕伤到孩子，缩手缩脚不敢用力，表情极为悲伤。黄霸见状喝令罢手，怒斥兄长媳妇道：“汝贪家财，因欲得儿，宁虑或有所伤乎？此事审矣！”当庭判决将孩子归还给亲生母亲兄弟媳妇，兄长媳妇羞愧之余，只得服罪认罚。一郡民众听说了这一拖延三年的疑难案件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后，都“喜大普奔”，纷纷称赞黄霸明察秋毫，公正清明。

　　令人倍感神奇的是，黄霸依据人类的天性和母爱的伟大审理争儿案的故事，与成书于同一时代的西方《旧约圣经》中记载的“所罗门王审断争儿疑案”竟然高度吻合，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黄霸以下令当庭抢夺、所罗门王下令当场处死的方式，辨清了谁是真正的母亲，体现了古代东西方人性价值观的相同和判断认知观的差异。黄霸前后任职颍川太守达八年之久，史书记载“狱无冤刑，邑无盗贼”，“狱或八年亡（无）重罪囚”，多次受到汉宣帝明诏嘉奖，并将他征召到长安，任职太子太傅、御史大夫，承担起负责教育未来皇位继承人和监察文武百官的重任。

　　龚遂与黄霸一样为政崇尚宽和，司法兼顾情理，但他所遇到的情况比黄霸所遇到的更为错综复杂。当时的渤海及其邻近州郡连年灾荒，民不聊生，盗贼四起，“二千石不能擒制”。龚遂奉命于危难之际，以“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治理宜缓不宜急、宜宽不宜严的道理说服汉宣帝，并争取到了“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的特权。他刚进渤海地界，即解散前来保护自己的武装军队，下令所属各县立即停止抓捕盗贼的一切行动，公开传谕各级官吏凡见手中持锄头、鈎镰等耕作农具者皆将其视为良民百姓，严禁过问抓捕；凡持刀剑、弩箭等武器者皆将其视为盗贼“乱民”，一律依法严惩。自己匹马单车，“独行至府”。郡中百姓听到龚遂这道传谕，顿时拍手叫好，原来聚集街口村头的人们都轰然而散，就连那些往日结伙打劫百姓、剽掠商旅的盗贼们也作鸟兽散，丢弃刀剑、弩箭等武器，拿起了锄头、镰刀等农具，“盗贼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接着龚遂按照汉宣帝“综核名实”、废苛禁暴的治国方略，大力整顿吏治，弃用酷吏，减租减税，选贤任能，问民疾苦。一时郡内“狱讼止息”，民心安稳。

　　黄霸和龚遂整顿吏治在赏罚分明的前提下又有虚怀若谷、宽容体恤的色彩，不轻言罢官去职，以求保持管理队伍的稳定性。黄霸任颍川太守时下辖的许县县丞年龄偏大，又耳聋，负责督察县乡政务的督邮提出将其罢官驱逐，黄霸不同意，说：“许县县丞为官清廉，虽然耳聋，尚能到职理事，从未懈怠政务，留着何妨？从今以后善待体恤他，不能伤害长者贤者的感情。”有人认为官场本来就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何必留用一个又老又聋的官员？黄霸解释道：“随意或频繁更换一县的主官、佐官，会造成送故迎新的费用和交接之际奸猾之吏借机匿藏焚毁账簿以盗取公家财物的现象，所有公私耗费最终都会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还有，新任官员如果缺乏罢官去职的官员贤明廉洁的作风，结果只能是扰乱了公务民心。整顿吏治之要，只在戒绝骄奢之习、罢免不称职者而已。”黄霸的这种见识与做法深受推崇，也为历代政治家所称道。

　　龚遂在汉宣帝征召他到长安述职时，属下议曹王生请求他带上自己前往都城。另一属下功曹认为王生向来酷爱杯中之物，担心他醉酒误事，龚遂不愿意拂逆王生毛遂自荐的本意，便带他一起赶到长安。见到汉宣帝后，龚遂按照王生喝醉时教给他的话语回答汉宣帝垂询，汉宣帝听后微微一笑说：“君从来清高自负，难得今天言语间有功归之于上，有过揽之于己，是不是听从了哪一位长者的劝诫，方有如此奏对？”龚遂惊讶道：“皇上圣明，这些都是属下议曹王生教诫劝导微臣的。”汉宣帝龙颜大悦，当即任命龚遂为水衡都尉，王生为水衡丞，共同负责上林禁苑、皇室财政和国家铸钱事务，成为皇帝身边最亲近的朝廷大员。

　　注重教化改善民生

　　黄霸熟谙国家法令，龚遂精于儒家经典，两人都赞成孔子、孟子主张的“教然后诛之”的观点，反对不教而诛，认为治国理政应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以德政教化为先，以刑罚制裁为辅。史书记载，黄霸在颍川太守任上“力行教化而后诛罚”，经常轻车简从深入民间，宣读诏书法令，倡导忠孝仁爱，劝导礼义廉耻。又微服私访于城邑乡野，与普通百姓谈笑风生，询问柴米油盐物价，体察民间疾苦，暗查吏之善恶，因此对境内的民俗物产了如指掌。有些县乡官员遇到辖境内鳏寡孤独的人死后没有财物可以安葬的情况，便以官方文书形式上报到郡，请求拨付钱粮财物予以安置。黄霸往往回复说其境内某处有大树可以作为制作棺材的木材，某乡亭养有成猪幼猪可以作为祭祀用品。县乡官吏前往查看，果然正如黄霸所言，百姓也对黄霸敬若神明。久而久之，颍川境内社会风气日趋好转，奸猾之徒日渐减少，盗贼几近绝迹。汉宣帝下诏全国褒扬道：“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向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向于敎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

　　龚遂深深懂得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管仲所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道理，前往渤海上任伊始就下令打开粮仓周济贫苦百姓，解决下层民众的衣食住行问题，然后选拔崇尚德义、操行清廉的官员到县乡任职，教化百姓，安抚民心。他也经常巡行民间，见到有携刀带剑者，便驻足交谈，循循善诱：“为什么将耕牛和犊子带在身上？”劝诫他们卖剑买牛，卖刀买犊，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因此郡中刑事案件少有发生，官司诉讼越来越少。

　　黄霸和龚遂都非常推崇孟子主张的“仁政”，赞同国家治理不仅在于“教民”，更在于“养民”“富民”的观点，大力发展经济，注重改善民生。黄霸在颍川想方设法引导奖励百姓致力于农业生产，栽桑养蚕，养殖猪鸡牛马，提倡勤俭持家，甚至庶民百姓家的柴、米、油、盐、酱、醋等日常生活用品，黄霸都不嫌弃其细小琐碎，精打细算地做出了具体详细的规定，以郡府条令的形式颁布实施。几年之后大多数百姓之家都略有蓄积，人心安定，更加提高了生产积极性。龚遂在渤海见当地生活习俗追求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于是首先在官员中提倡俭朴节约并亲身躬行以作表率，然后颁布政令劝导百姓发展农桑，规定每一家必须喂养两头母猪、五只鸡，每一人必须种植一株榆树、一百棵薤菜、50丛葱和一畦韭菜。并要求所有民众春夏两季忙于劳作，秋冬两季忙于收获，不得有所懈怠，政府则每年按收获农作物的多少和朝廷减免田租的政策征收相应赋税。又鼓励农家多种植和储藏瓜果、菱角、芡米等经济作物，以增加家庭收入。龚遂这些“养民”“富民”的做法收到了极大的成效，短短几年时间渤海“郡中皆有畜积，吏民皆富实”。

　　黄霸和龚遂等循吏执法公正，关注民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深受当时吏民的爱戴和后世的敬仰，班固在《循吏列传》中称赞他们“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他们的为政品格、执法风范和人格魅力也惠及自身，荫泽子孙。与《汉书·酷吏列传》中记载的汉世十大酷吏大多最终以弃市或自杀形式谢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龚遂以八十余岁的高龄终于任上，“以官寿卒”；黄霸亦病死于丞相任上，子孙为九卿、郡太守等二千石高官者凡五六人，世居长安杜陵，“迄王莽乃绝”。

　　（本文为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课题《西汉昭宣时期化解盛世危机方略研究》〈编号：18XZZ011〉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