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谱名遽轩，字子毅，祖籍江苏武进，1895年8月12日出生于湖北武昌。

　　恽代英从小酷爱学习，最初他接触的是四书、五经，后来接触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用心研读过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他常常吟诵谭嗣同在狱中的七绝：“望门投止思能俭，忍气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以自勉。辛亥革命爆发，在他的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热情。但是，随着袁世凯的篡夺革命果实，中华民国的名存实亡，他对这场革命失望了。

　　1913年夏，恽代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预科一班，1915年入该校文科中国哲学门学习，1918年毕业。他在校学习的三年，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狂飙骤起的时代。这场声势浩大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向正在追求真理的恽代英展示了一个新天地。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很喜欢看《新青年》、《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他还以《新青年》、《光华学报》为主要阵地，发表了80余篇(译)文章，热情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猛烈抨击封建主义。

　　恽代英不仅尽力鼓吹新思想，而且奋力投入到爱国的潮流中。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反日讨袁的爱国运动。恽代英积极响应，在武昌组织了救国学生军，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号召国民抵制日货。

　　要救国，必须组织进步社团。1917年10月8日，他和同学梁绍文、洗百言与校外的黄负生商议，决定成立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互助社既是一个个人修养的团体，也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的团体，一年间，林育南、刘仁静等先后加入，发展到五组19人。互助社是武昌地区最早并有过较大影响的进步团体，也是全国最早的进步团体之一。

　　五四运动爆发时，恽代英担任中华大学教务主任近一年了，他以互助社为核心，武汉学生联合会为基础，领导了武汉各阶层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成为武汉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5月7日，中华大学为“鼓励尚武精神”、“振扬国雄”而举行运动会。恽代英在会上散发了与林育南商印的《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爱国传单。他悲愤地呼喊：“那在四十八点钟内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协约的日本人，现在又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要我们四万万人的中华民国做他的奴隶牛马”。9日，恽代英受武汉学界委托，草拟了《武昌学生团宣言》。12日，中华大学等15所学校举行联合大会，决定成立武昌学生团。大会通过了由恽代英起草的致北洋政府、各省、各机关、各学校并巴黎和会及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电文，强烈要求争回山东主权。17日，在恽代英的指导下，武汉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从此武汉地区爱国学生运动推向了新高潮。

　　6月1日、3日，武汉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在学联会的领导下，冲上街头举行爱国大游行。面对汹涌的革命洪流，湖北督军王占元凶相毕露，用刺刀对付学生的爱国行动，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

　　事态的发展使恽代英认识到：运动单靠学生是不够的，必须与社会各界联合。6月7日，他和施洋律师一起，筹商成立武汉各界联合会。他和黄负生巧妙地在白纸折扇上写上鼓动罢市的口号，在街上散发。6月10日，汉口的爱国商人首先举行罢市。与此同时，武汉工人阶级也鸣起罢工的汽笛。罢工、罢市有力地声援了学生爱国运动，学生再次举行罢课，三罢斗争汇成了汹涌澎湃的巨浪。

　　1920年2月，恽代英创办了利群书社。书社设在武昌胡林翼路18号。书社是试验“共同生活”的基地，社友们把书社看成是“修养社会的结晶体”和“服务社会共同生活的雏型”。书社是长江中上游宣传新思潮的阵地，它和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社、毛泽东的《文化书社》来往联系，经销各种进步书刊。

　　1920年春，恽代英到北京停留了约四个月的时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7月，他曾在《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一文里，对暴力革命表示赞同，抛弃了他曾信仰过的无政府主义，指出无政府主义是“割肉饲虎的左道，从井救人的诬说。”1921年7月16日至21日，他和林育南、李求实等在湖北黄冈回龙山浚新小学，召开了利群书社及其有联系的各团体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共存社。在恽代英起草的文件中指出：“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这些标志着恽代英的世界观发生了质的飞跃，由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

　　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恽代英等共存社成员闻讯后，心潮激荡，分别加入了共产党。

　　1921年秋天，恽代英由少年中国学会会友陈氵育(字愚生，四川泸县人)的推荐，风尘仆仆来到四川泸县川南师范，任教务主任。1922年4月又担任校长。他先后聘请萧楚女、李求实、刘愿庵、穆济波等为教师，对学校进行了改革。他主张师生平等，组织学生参加校务委员会，鲜明提出“择师运动”、“经济公开”，打破陈腐的封建教育制度，使学校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泸县川南师范教育改革的影响是很大的，在四川各学校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了广泛的赞扬，也遭到反动派的攻击。

　　1922年暑假，军阀赖心辉乘军阀杨森东下之机，攻占泸县，任用下属旅长张英(挺生)为川南道尹。张英和当地土豪劣绅狼狈为奸，摧残教育事业，将教育经费一概取消，并趁恽代英在上海为学校置办图书仪器的机会，造谣攻击恽代英“挟财远逃”，借此撤了恽代英的职，委任一位旧派人物为新校长。反动军阀的倒行逆施是导火线，点燃了革命的火焰。9月1日，川南师范全校264名学生，发出《快邮代电》，谴责反动军阀镇压进步力量之罪行。

　　恽代英从上海回泸县后不久，张英竟无理将他扣押。张英这一火上添油的举动，使得激怒的师生们结队游行，日夜轮流到道尹署请愿，并多次发表宣言，谴责张英的罪行。重庆、川东、巴县、成都等地学校纷纷起来，声援川南学校学生的正义行动。泸县200多所学校也一致起来声援，一场“择师运动”波澜壮阔遍及全四川。

　　1923年1月，恽代英应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教务长王右木的邀请赴成都。他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和西南公学任教半年。他在四川期间，与王右木等组织了青年团成都地委(1922年10月15日成立)，任团成都地委候补委员。5月5日，恽代英在西南公学举行的马克思诞生105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演讲，受到热烈欢迎。

　　初夏，恽代英接到邓中夏的信，离开成都去上海。他在四川虽然不到两年的时间，但他播下的革命种子，在巴山蜀水间发芽、开花、结果。郭沫若说：“代英在四川泸县做过师范工作，四川的青年受他的影响的，因此也特别多。……四川那样山坳里，远远跑到广东去投考黄埔军校的一些青年，恐怕十个有九个是受了代英的鼓舞的吧!”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恽代英被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不久增补为中央委员，负责宣传工作。会后恽代英到上海，与邓中夏筹办《中国青年》。

　　10月20日，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正式创刊。该刊最早的编辑有邓中夏、恽代英、林育南、萧楚女、李求实等，其中恽代英任职时间最长。他除了精心编辑外，还以代英、但一、FM等笔名发表了约200篇文章和通信，受到广大青年的衷心爱戴和崇敬，称赞他是良师益友。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标志着国共首次合作的正式建立。从此，中国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一泻千里。

　　恽代英是这一正确策略推动者和执行者之一。他和毛泽东、蔡和森等积极参加上海国民党改组的领导工作。1924年1月10日，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决定将“国民党改组委员会”改为“国民党委员会”，恽代英和蔡和森等九人为其成员。2月2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举行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决定恽代英负责宣传。

　　1926年1月1日上午，针对国民党右派叶楚伧等控制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恽代英作为中央特派筹备员，奉国民党中央命令，召开国民党上海市各区党部市代表大会，成立了上海特别市党部，恽代英、杨贤江、沈雁冰等被选为执行委员。下午，恽代英、沈雁冰等五人作为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乘船赴穗，出席国民党二大。国民党二大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主持下通过决议，坚决执行孙中山的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斥责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并开除西山会议派成员邹鲁、谢持的党籍，责令戴季陶反省。恽代英为大会中共党团的干事之一，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月19日，他在闭幕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讲，痛斥国民党右派：“那些存心破坏的人，说什么我们只要三民主义，我们要反共产。但究竟三民主义是什么东西，他们那里懂得。很简单地说，讲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一定是反对帝国主义，一定是反对军阀，一定是要为平民--尤其是大多数的农工--的利益奋斗。”如果不是这样，“我一定起来反对，和现在反对的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样”。

　　会后，恽代英留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同时根据党的决定，参加了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工作，主持团粤区委机关刊物《少年先锋》。5月，他奉令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黄埔军校中共特别委员会书记(一说为干事，书记为熊雄)。当时，国民党右派又纷纷麇集在新右派蒋介石的大纛下，进行反革命活动。恽代英和周恩来等与之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后，恽代英留守广州，为支援前线、巩固后方做了大量的工作。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在大好形势下，他提醒人民：“我们必须预防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及其他恶势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借北伐时机摧残农工的行为，必须预防他们借一切小题目来进行他们多年梦想的破坏本党与CP合作的阴谋”。他还指出，当前的重要任务“是要联合国内被压迫各阶级完成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要完成国民革命，必须注意，‘被压迫’各阶级”，必须加强左派的势力，反对右派的势力。

　　1927年1月3日，恽代英回到武汉。他的主要任务是参加筹建中央军校政治科的工作。2月12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任命恽代英为本校政治总教官，主持校务日常工作。恽代英还是该校中共支部的负责人。他对学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十分重视，常请陈独秀、周恩来、董必武、陈潭秋等来校作报告。在恽代英的领导下，武汉军校专设一个女生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创举，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革命在蓬蓬勃勃发展，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拉拢下，叛迹渐露。1927年初，他首先挑起了迁都之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掀起了“提高党权”运动，挫败了蒋介石的分裂活动。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恽代英参加了大会，为提案委员会委员。大会谴责了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的活动，以改变领导体制的办法，把蒋所担任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实际上撤销，同时裁撤了蒋介石把持的军人部，给蒋介石以沉重打击。

　　但是斗争没有停息。大会开幕这一天，武汉军校的反动分子在汉口血花世界(今汉口民众乐园)制造了殴辱拘捕工人的反革命事件。事件发生后，恽代英当天夜晚赶回军校，进行调查处理。他下令立即将反动分子扣留查办，随即对军校进行整顿，清洗了100多名反动军官和学生，沉重打击了反动气焰。3月27日，为反对军事独裁，中央军校取消校长制(校长蒋介石)，采取委员制，恽代英和谭延、邓演达为常委，实由恽代英负责。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迅即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讨蒋运动。邓演达、宋庆龄、恽代英、毛泽东、吴玉章等4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名通电讨蒋，指出，如不去此“民众之蟊贼”，“革命群众将无噍类”。4月20日，恽代英领导中央军校学生以“学生讨蒋大会筹备处”名义发表了《武汉同志同胞公鉴》通电，指出党贼蒋介石“视党国为可欺，视民众为可侮，视同人等为己之工具。今者，结群小以踞东南，面见仇敌而抗中央”。通电号召革命同志对蒋不容“丝毫之姑息”，“与蒋贼作百倍之奋斗!”

　　在讨蒋声中，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恽代英出席了会议，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会上，他和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中共五大以后，武汉形势更加恶化。在蒋介石的策动下，武汉国民政府管辖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举起叛旗。5月17日，突然从宜昌回师，袭击防备空虚的武汉。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中共中央根据蔡和森等的倡议，决定调武昌卫戍司令叶挺的部队担任反击主力。5月18日，恽代英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提出把农工及学生2000余人编为义勇队，赴前线参战。最后会议决定由武汉军校学生整编部队参加战斗。恽代英等立即将武汉军校、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编为中央独立师，恽代英为独立师党代表(5月20日委任)、侯连瀛任师长，随叶挺部赴前线，很快将叛军击溃。

　　继夏斗寅叛变之后，汪精卫等加快了分共的步伐。7月15日，汪精卫反动集团终于撕下了“左派”的面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公开叛变。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恽代英召开了武汉军校全体共产党员大会，讲明形势，嘱咐大家要听候党的安排，迎接新的战斗。一天清晨，武汉军校召开了师生大会。恽代英在会上说：“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聚会，明天早晨，打倒恽代英的标语，就会出现在武昌城头上了!现在政治形势虽然一时逆转，但我敢说，中国革命必然会成功，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们分散以后，希望每一个同志，就是一粒革命种子，不论撒在什么地方，就让它在那里发芽、开花、结果……”

　　1927年7月22日晚上9时许，恽代英离开武昌。次日下午，恽代英到九江后，即积极开展工作。旋因军事形势变化，敌情紧急，他和李立三、邓中夏等商议，并征得当时在庐山的瞿秋白同意，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暴动，树起革命的武装斗争大旗，回击反动派的进攻。临时中央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并派周恩来赶赴南昌，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成员的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

　　正当起义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7月27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赶到九江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恽代英、关向应、贺昌、夏曦等。张国焘借传达7月26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之机，企图阻止起义。会上大家都反对张国焘的意见。恽代英愤怒地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还有什么可讨论的，谁要阻止南昌暴动，我是誓死反对的!

　　30日清晨，恽代英和张国焘一起到达南昌，前敌委员会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仍借国际来电，顽固坚持取消起义。他说：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否则不能动。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可退出军队，到各地农村中去工作。他的发言遭到前敌委员们的反对。周恩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起义不能拖延，更不可停止!恽代英气愤地对张国焘说：“如果你要继续动摇人心，我们就把你开除出去!”张国焘十分孤立，迫于形势只得同意起义。

　　8月1日凌晨，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南昌夜空，一队队身穿灰色军装，颈系红色领巾的起义士兵冲上街头，向反动军队展开了猛攻。黎明时分，枪声停息。城楼上，起义部队的战旗光彩夺目，迎风飘扬，南昌沉浸在一片胜利的狂欢中。

　　由共产党领导的联合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参加的革命政府机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由宋庆龄、周恩来、邓演达、谭平山、恽代英等25人组成，内设主席团，由宋庆龄、邓演达、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七人组成，为革命委员会的最高执行机关。该委员会下设秘书厅等八个部门，恽代英担任宣传委员会代主任、财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南昌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慌失措施，南京、武汉的反革命势力立即联合，围攻起义军。面对强敌，前委决定回师广州，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三次北伐。8月3日至5日，起义部队按计划分批撤离南昌，开始南征。

　　时值酷暑，骄阳似火，部队艰难地行进在赣南山区。部队给养十分困难，同时宣传工作又做得很差，士兵们不明行军意义，因而士气低落，不少人开了小差。行军仅几天，部队就几乎损失了实力的三分之一。“怎样才能鼓舞士气呢?”恽代英决定以身作则。本来组织上分给他一匹马骑，他总是把马让给体弱和生病的同志骑。他光着头、赤着脚，穿一套粗布军装，和战士们一起步行。他的表率在部队中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有的战士说：“既然代英同志都不怕苦，我们还怕什么苦!”

　　9月下旬，起义军进到广东潮汕地区，不幸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终因寡不敌众而受到重大损失。起义军被打散后，恽代英从海滨小镇甲子港乘船到达香港。周恩来、叶挺、彭湃等领导人也陆续抵港。

　　10月15日，中共南方局与广东省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改组省委，新省委仍由张太雷任书记，恽代英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负责主编省委《红旗》半周刊。会上根据八七会议精神，讨论了在广东举行暴动的形势，制定了“目前任务及暴动后工作大纲十数条”。11月17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对广东的政治任务决议案，训令广东省委迅速施行十一条提议。11月26日，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作出了立即发动起义的决定，成立了起义总指挥部--革命军事委员会(行动委员会)，由省委常委张太雷、周文雍、黄平组成，张太雷任总指挥。随即恽代英从香港返回广州，参加起义的领导工作。

　　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当日，第一个红色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在炮声中诞生了。恽代英担任新生政府的秘书长。

　　12日晚上，敌人援军不断涌来，从西、北和珠江南岸三面包围了广州。13日凌晨，广州北郊的屏障观音山失守，市区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起义部队与敌人展开了血战。形势越来越来严重，恽代英始终在总指挥部指挥。当时，有些同志对革命失去了信心，恽代英分析了当前形势后坚定地说：“挫折是不可免的，要经得起挫折，我们干它三十年，革命决不会一事无成!”他的话给这些同志增强了信心。14日凌晨3时，恽代英和最后一批战士撤离了总指挥部，迎着晨曦踏上了新的征途。

　　恽代英撤退到香港，立即紧张地开展工作。他组织有关人员寻找、接待广州起义后疏散在港的同志，将他们安全地转移到上海或其他地方，保存下这批革命骨干。同时，他继续负责编辑广东省委的《红旗》杂志。1928年2月中旬，中共广东省委机关被破坏，共产国际代表提出由恽代英、沈宝国、吴毅等组织临时常委会，“应付日常工作”。1928年冬，恽代英奉令调到上海党中央工作，曾担任组织部、宣传部秘书。

　　是时，党内实际负责人是李立三。由于革命形势一天天发展，他头脑逐渐膨胀起来，“左”倾思想开始发展。1930年2月，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厦门召开，恽代英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出席指导。大会传达了党的六大和六届三中全会的指示，检查了过去的工作，分析了福建革命形势，确定了党在福建的政治路线和各项工作方针。会议强调要发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抵制了“左”倾盲动主义。会后，恽代英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视察了闽西苏区，亲眼看到“闽西十万工农群众从斗争中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获得朱毛红军长期游击战争经验的帮助与指导，在政治上确实已表现了伟大的成绩。他们驱逐了地主豪绅国民党军阀，分配了土地，改良了工人生活”。通过视察，他开阔了眼界，增强了斗争的信心，认识到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性；通过视察，他看清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对放弃农村根据地，攻打大城市的“左”倾盲动主义有了进一步认识。4月上旬，他返沪后，从党和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在党中央的会议上，批评了“左”倾盲动主义，结果被扣上“调和主义”、“机会主义”的帽子，离开中央机关，调任沪中区行委书记。不久又调到沪东区，任行委书记。

　　恽代英当时是国民党搜捕的对象，他既不熟悉沪东情况，眼睛又非常近视，行动极不方便。5月6日下午，他在杨树浦老怡和纱厂(今上海第五毛纺织厂)门前等人，正遇上巡捕盘查。他虽然装扮成工人模样，机智地称自己是“王作霖”，但巡捕见他“带眼镜，有水笔、手表及40元”，顿生疑心，随后又在附近搜得传单一包，遂将他押至巡捕房，以后以共产党嫌疑被引渡到上海公安局，再移至龙华警备司令部。6月初，转押至漕河泾监狱。敌人多次严刑拷打，他坚不吐实，机智斗争，敌人始终没认出他来，只好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囚禁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

　　1930年8月，周恩来、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国后，积极设法营救恽代英。因恽代英身份未暴露，营救的事情有些眉目，组织上已通知他准备出狱。可是就在这时，无耻的叛徒顾顺章将他出卖。蒋介石闻讯后，忙令国民党军政部军政司司长王震南到狱中劝降。4月28日，王震南来到狱中，洋洋得意地拿出恽代英在黄埔军校的照片时，恽代英坚定而自豪地说：“我就是恽代英!”敌人劝降碰壁，便立即给恽代英加上镣铐，关进了单人住的“智”字监。

　　蒋介石见劝降阴谋失败，气急败坏地下手令枪毙恽代英。

　　1931年4月29日中午，难友们正在吃饭，忽听过道里响起了悲壮的国际歌声。这歌声震撼了每一个“犯人”的心，他们停箸望着过道。

　　“啊，代英!”难友们看到敌人押着恽代英走过来，眼泪夺眶而出。恽代英神色从容，拖着沉重的脚镣，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出了牢房。敌人将恽代英押到狱中菜园角的井旁刑场。王震南亲自监刑。他嚎叫着要恽代英跪下，遭到严词拒绝。恽代英面对黑暗阴森的监狱，面对国民党士兵们，慷慨陈词，痛蒋介石较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必将自食其恶果!他那极具鼓动性的演说，使敌人惊恐万状，急忙执刑。可是执刑者两手哆嗦，好久扳不动枪机。执刑官无奈，只得又换了一个姓朱的看守来开枪。

　　恽代英临危不惧，扬臂高呼：

　　“打倒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万岁!”

　　“呯，呯……”敌人的枪声响了，恽代英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

　　难友们痛哭失声。他们沉痛地低下头，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同志致哀。

　　“打倒国民党卖国贼!”

　　“代英同志精神不死!”

　　难友们抬起头，发出怒吼，愤怒抗议国民党反对派的法西斯暴行!

　　（田子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