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一个书香世家。他自幼父母双亡，由祖父李如珍抚养成人。1905年入永平府中学学习，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校期间，他深受其老师、后为辛亥革命烈士白雅雨的影响，“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辛亥革命后，因愤恨窃国大盗袁世凯的统治，于1913年冬，得到友人资助，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当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并担任总会的文牍干事，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这篇慷慨激昂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对国内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起了推动作用。1916年5月，他提前中止了学业，怀着“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的激情，为创造一个新的“青春之中华”的事业，启程回国，到了上海。

　　同年7月，卖国贼袁世凯死后不久，李大钊应汤化龙、孙洪伊的邀请，到北京办报，担任《晨钟报》的总编辑。他在报上连续撰写了10多篇文章，揭露军阀、官僚、政客的罪恶行径，引起了掌握该报实权的“宪法研究会”政客们的不满。为了坚持真理，他断然辞职。又担任《宪法公言》杂志的撰稿人。在《甲寅日刊》上，他发表了诸如《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许多篇反对军阀统治和封建文化的文章，“积极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向当时抬出孔子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反动势力展开猛烈的斗争”。7月，“张勋复辟”帝制，李大钊避走上海。不久，张勋被赶下台，他又于11月返京。

　　1918年1月，经章士钊推荐，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随后还兼任经济学教授。他到北大后，很快就参加了由陈独秀主办的、成为当时新文化旗帜的刊物《新青年》编辑部的工作。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李大钊受到极大鼓舞和启发，他在1918年下半年，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

　　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明确地指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推动世界革命的巨大力量。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了演讲大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这篇著名的演说。接着又写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的著名论文。在这两篇文章中，他针对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战胜同盟国说成是“公理战胜强权”的错误说法，指出这次胜利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失败”。他宣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同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了《每周评论》。李大钊为这个内容活泼的政治刊物写了1919年元旦社论《新纪元》一文，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号召世界劳工阶级联合起来，“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

　　从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李大钊在北京积极参加和支持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许多爱国团体、新文化团体请他指导或担任顾问。他曾参与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等进步社会团体，并协助北大学生的国民社和新潮社创刊《国民》和《新潮》等刊物。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李大钊是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这次伟大的运动中，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

　　他积极撰写文章激励青年们投入这场斗争，并指导许多进步社会团体在运动中起骨干作用。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评论文章，抨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指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当北大校长蔡元培被迫辞职时，他带领教职员工奔走呼号，加以挽留。他冒着被捕的危险，散发他与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陈独秀被捕后，他又积极参与营救工作。

　　五四运动中，李大钊更加勤奋地钻研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他发表了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及其三个组成部分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他还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这年6月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透彻地批驳了胡适鼓吹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明确表达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受过他的影响。1918年秋和1919年底，毛泽东两次来京，李大钊对他热诚帮助。日后，毛泽东回忆这段生活时，曾深情地说：“我在李大钊领导下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使我的思想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1919年9月，李大钊应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青年的邀请，去天津发表演讲和参加座谈。翌年，他又支持周恩来等人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北配殿举行座谈会，商量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和青年工读互助团等5个团体组成“改造联合、共同奋斗”的问题。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研究会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研究会为了便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设法购买了一批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图书，成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取名“亢慕义(英文‘共产主义’的音译)斋”。也在这年3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到中国，先到北京与李大钊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并开始进行了建党的准备活动。

　　是年7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正式担任教授职务，他在史学系开设“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在经济系开了“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课；在法律系开了“社会主义”课。同时在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讲授“女权运动史”、“史学思想史”、“社会学”和“图书馆学”等课。李大钊通过大学的讲坛积极向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点燃革命火种。

　　同年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员有：李大钊、邓中夏、张太雷、何孟雄、高君宇、范鸿、缪伯英(女)、史文彬、朱务善、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李骏等。11月，在李大钊指导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起来，与此同时，李大钊还派人到天津、唐山等地，帮助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立即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积极开展工人运动。他们在北京长辛店工人聚集区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创办了《劳动音》周刊。1921年5月1日，长辛店工人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并成立了工会。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会之一。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全面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上，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1年8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李大钊担任这个部的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北京党组织创办的《工人周刊》上，他撰写了许多与工运有关的文章，通俗易懂地阐明了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指出工人阶级斗争的方向。这个刊物很快在工人中间流传开来，反动政府屡禁不住。1922年10月，李大钊还亲自参与领导了开滦五矿大罢工。接着又在1923年2月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二七惨案发生后，李大钊对一些工人的牺牲，深感悲痛。他撰写了《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吴佩孚压迫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等文章，总结这次斗争失败经验教训，激励人民继续战斗下去。1924年底，他出任党的北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并辞去几所大学的教授职务，专门从事革命工作。

　　李大钊十分关心农民问题，早在1923年秋，他就亲自领导了北京郊区农民抗交菜捐的斗争，并在长辛店铁路工人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由此，他提出了工农要联合开展斗争。他还在《晨报》上发表《青年与农村》的文章，号召青年到农村去。后来又著文论述农民运动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

　　李大钊对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早在1919年李大钊就和孙中山有过接触。1922年8月，他根据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帮助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受党的委托，到上海与孙中山会见，圆满地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李大钊还介绍苏联政府代表越飞会见了孙中山。经过会谈，在1923年1月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随后，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帮助孙中山作了很多重要工作，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2月底，他回到北京后，立即领导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开展革命工作。

　　这年6月，李大钊奉党中央指示，率中共代表团秘密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1月奉命回国。这时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了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当年底孙中山扶病到达北京时，段祺瑞已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冯玉祥被排挤去西山“养疴”。为粉碎段祺瑞和各地军阀政客的“善后会议”取代国民会议的阴谋，李大钊按照党的指示，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发动了国民会议运动，得到了全国各阶层群众的广泛支持，仅北京就有300多个群众团体参加。随后，在北京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并于1925年3月1日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对提高各阶层人民的政治觉悟和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故。北京的党、团组织在李大钊领导下，发动了有30万人参加的悼念活动。出殡那天，有10多万北京市民参加送葬，李大钊与林伯渠等亲自为孙中山抬棺，形成一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示威。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消息传来，李大钊与赵世炎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在北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先后在6月3日、10日、25日连续3次举行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大示威，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1925年秋冬，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又领导了北京的关税自主运动和推翻段祺瑞反动政府的运动。

　　1925年12月和1926年1月，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领导北京人民群众，举行了3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讨伐张作霖的示威大会。2月又在天安门举行了反英讨吴(佩孚)大会。3月12日，发生了日本军舰炮轰大沽口炮台的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掀起了群众性的抗议高潮。3月18日，北京十余万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帝示威大会。李大钊是这次大会的主席之一，他号召大家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卖国的罪行。会后，组成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到段祺瑞执政府请愿。在执政府门前，反动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造成47人死亡，200多人负伤的惨案。李大钊在头部和双手负伤后，仍不顾危险地指挥退却。当晚又主持召开北京党、团会议，布置慰问伤者，追悼死者，组织下一步的斗争。

　　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反动政府对李大钊等革命者发出通缉令，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不得不转入地下。3月底，他把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旧俄兵营内办公。4月，奉系军阀占领北京，段祺瑞宣布下野，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军警、特务和东交民巷帝国主义的间谍勾结起来，不断地监视和跟踪革命者。李大钊和其他一些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积极地开展革命工作。

　　1926年9月，党中央通知李大钊等离开北京南下武昌。行期已定，李大钊临时又改变计划，他说：“我现在工作实在摆不开……”所以，他叫同志们先走，他后走。对南下的干部人选，李大钊从全局出发，决定调北方区委大部分中坚骨干力量，支援武汉地区和南方省区。几个月间，调往武汉和南方的干部有何孟雄、张昆弟、吴雨铭，陈毅、杨靖宇、王荷波、史文彬、安体诚、于树德等许多人，而李大钊自己一直没有离开北京，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坚持领导着北京的对敌斗争。

　　1927年初春，敌人加紧对北方领导机关的监视，风声更紧了。工友阎振三出去送信，没有回来，炊事员张金印出去买菜，也没有回来，他们都被敌人逮捕了。李大钊的处境更加险恶了。在这前后，有许多老朋友和关心他的人士，托人送信或亲自拜访，劝他离开北京，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夫人赵纫兰更为他担心焦急，不时地劝他，李大钊总是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这样重要，哪里能离开呢?”李大钊就像一棵青松，俨然挺立在严寒风雪中。

　　4月6日清晨，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出动了三四百名警察、宪兵和特务，包围了苏联大使馆及附近一带，冲入旧俄兵营，实行疯狂的大逮捕。

　　这一天正好是清明节，李大钊正在屋里伏案写作，一群宪兵、警察、特务蜂拥而入。一个特务拉出前些时被捕的工友，指着李大钊说：“你认识他吗?”这位受过李大钊教育的可敬的工友摇了摇头。那家伙狞笑着说，你不认识他?我可认识他!随即逮捕了李大钊。同时被捕的还有范鸿、谭祖尧、杨景山、邓文辉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优秀革命者以及李大钊的夫人和他们的两个女儿等80余人。

　　李大钊被捕以后，受尽了敌人的残酷拷打和折磨，敌人惨无人道地用竹签敲进他的指缝里，最后竟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但他始终无所畏惧，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

　　1927年4月8日《晨报》报道：“李大钊受审问时，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

　　同日《顺天时报》也报道：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李无确供”!

　　《晨报》1927年4月17日又报道：李大钊被捕10天来，受到了多次审讯。每次审讯，李大钊除对于“共产学理及主义，均承认不讳”外，其他一概不知，对所谓种种“罪名”，“则竭力辩白，谓并无此项行动”。

　　审讯和严刑拷打无济于事，张作霖变换手法，企图以高官厚禄进行收买，但遭到李大钊的严词痛斥!

　　李大钊的夫人和女儿，虽然与他一同被捕，但他“在狱二十余日，绝不提家事”。他的女儿李星华回忆，她和母亲、妹妹曾在法庭上见过他一次，“父亲瞅了瞅了我们，没有说一句话，脸上表情非常平静，既不愉快，也不伤心。似乎他的心并没有放在我们身上”。是一种伟大力量——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心，“笼罩了他的整个精神”。

　　李大钊的被捕，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广泛的同情。京津“各报社评，皆暗为守常呼吁”。国民军拍来电报，向奉系军阀提出警告。北京25所大学校长，联名发表声明，要求将此案移交法庭处理。学生群众、社会名流和他的同乡好友，多方设法营救。尤其是北方的铁路工人，组织了劫狱队。准备采取劫狱行动。李大钊得知后，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让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党组织忍痛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说服铁路工人放弃劫狱的行动。

　　李大钊在被捕期间，写了《狱中自述》。这是一篇气壮山河的无产阶级的正气歌!为了挽救一同被捕的青年同志们，他在“自述”中把一切责任都承担在自己身上，要当局“不事株连”。在这生死关头，李大钊没有自己，只有他人，这种伟大崇高的精神，天地为之动容!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革命陷入了危机之中，中国的天空乌云翻滚。不久，蒋介石便密电张作霖：“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4月28日，反动军阀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组织所谓特别法庭秘密审判，对李大钊及同时被捕的19位革命者处以绞刑。下午2时，敌人把李大钊等押送到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后院处死，李大钊像平常一样镇静自如，和往常一样，身穿那件退了色的长袍，第一个登上绞刑台，英勇就义。时年尚不足38岁。

　　与李大钊同时就义的有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女)、阎振山、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等19名烈士。

　　在李大钊被捕期间，报纸对李大钊的品格、为人也做了大量报道：李大钊“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所受之辛苦，有非笔墨所能形容”。“李氏私德尚醇。如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尽散月入，以助贫苦学生”。

　　李大钊牺牲后的几天里，中外记者纷纷到李大钊家中采访李夫人。到了李大钊家里，一个个大惊失色，他们根本想不到，像李大钊这样中外驰名的教授，家中生活竟是这样贫苦。第二天，各报就出现了这样的报道：“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李夫人回家后，仅一元之生活”，李宅“室中空无家具，即有亦甚破烂”，“子女服饰朴实，可知其平日治家之俭约矣”。是的，李大钊在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过程中，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奉献给了人民。

　　李大钊牺牲后，中国共产党及各界进步人士无不深感悲痛。党的机关报《向导》发表了悼念文章，国民党左派何香凝等闻讯后，痛哭失声。冯玉祥下令全军戴孝，向他致哀。李大钊的灵柩寄放在北京宣武门外浙寺内。1933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北京大学的师生和李大钊的生前友好，发起为他举行公葬。为公葬捐款的名流学者达一百多人。4月23日，大批的学生、工人、市民汇成浩浩荡荡的洪流，冒着白色恐怖为他送葬，形成一次悲壮的示威。许多参加者为此而被捕、牺牲。当灵柩安葬在香山万安公墓时，党组织送来的一块刻着镰刀、斧头图样和“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的墓碑，由于当时环境所限，也和灵柩一起埋在地下。50年后，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时，它才重见光明。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李大钊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在他的家乡建立了李大钊故居纪念馆，出版了《李大钊选集》和《李大钊诗文选集》。北京大学1981年、1982年两届毕业生，自愿捐款，塑造了他的半身铜像，立在校园内。中共中央于1983年3月18日，将李大钊和夫人赵纫兰的灵柩，移葬于新建成的李大钊烈士陵园。墓前是李大钊烈士的汉白玉全身雕像，墓后是一座青花岗岩纪念碑。碑的正面镌刻着邓小平同志的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碑的背面是中央为他撰写的碑文，记载着他的生平事迹。庭院的正厅，陈列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缅怀李大钊烈士的石刻题词和介绍烈士事迹的图片展览。同年，10月29日，在李大钊诞辰94周年纪念日，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及首都各界代表500多人，举行了隆重的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

　　李大钊同志虽然已经牺牲70多年了，但正如党中央在他的碑文中所写的那样，他的“业绩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

　　（孙五一陈锡祥石明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