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编审谭冰霖在《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中撰文指出：环境行政不单纯是防止危害的消极活动，还具有保护公众健康、维持生态环境永续发展的积极目的，主要关注整个社会的环境公益而非个人权利，因而更需强调规制的能动性和公共性。

　　行政处罚是环境规制的基础性手段，应注重其规制功能的发挥。环境行政处罚的规制功能包括法律威慑、风险预防和生态恢复三个维度，我国现行法制在这些方面尚存结构性缺陷。

　　补强环境行政处罚规制功能的具体路径是：在法律威慑维度，在环境罚款中引入不法利益追缴制度，不法利益追缴属于法定罚最高幅度以上、不法利益总额以下的加重量罚，其“不法利益”应同时涵盖消极利益和积极利益两个层面。在风险预防维度，应通过不确定法律概念赋予行政机关一定的判断余地，一方面，运用类推、预估和降格证明标准的方式判断事实性风险的不确定概念；另一方面，运用分量公式对价值性风险的不确定法律概念作出妥当的利益衡量。在生态恢复维度，要正确认识行政权在生态恢复中的主导作用，从理论上证成生态恢复责任能够作为行政处罚的法律定位，并从直接性恢复、替代性恢复和恢复性罚款三个方面构建系统化的生态恢复行政处罚责任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