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病痛之年
2017-02-13 18:46:48 | 来源:中国法院网 | 作者:张巍
  终于结束掉随父亲长年漂泊在外的生活,回到家乡安顿下来的那个年月,我已经六岁,母亲尚且年轻。

  说是安定,其实只是租下了我出生以来的第一间房子,房间里一大一小两张床,衣服和日用品一律堆在床底下,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家什。即便如此,也总好过六年间,每跟着父亲出差到一个新的城市就换一家最便宜的小旅店,跟老板商量开出面值稍大一点的票子,好多报销几块钱的差旅费。通常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事情办完了再换下一个地方。离开的时候跟店里的老板娘和服务员几乎都已经混熟,她们常常用各地奇怪的口音不太标准地喊着我的名字,然后用各色糖果诱惑着逗我背诗读报纸给她们听。可能是父亲太健谈的缘故,无论走到哪里,都很快有人知道这家的女儿很聪明,两岁就已经认识很多字,会拿起报纸来读。只是身体出奇地虚弱,像一棵豆芽。

  不记得到底走过多少地方,那些城市,那些人,因为停留时间太短,还不足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刻下更深的痕迹。在很多年后的现在,绝大部分匆匆而过的风景,我即使对着当年的照片拼命回忆,依然没办法记得起来。只剩下零星的几个片段偶尔会浮上记忆最浅层:第一次坐轮船,兴奋得不想睡觉,夜里偷偷去甲板上玩,却被月光下浓黑却泛着刺眼白光的水面吓得哇哇大哭,恐惧地想象船会突然翻掉,我将被那浓黑更深处的浓黑吞噬;深冬的火车上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但我并未感觉到一丝寒冷,因为父亲和母亲都脱下了棉外套裹在我身上,我甚至有些热,躺在母亲的怀里睡得无比香甜,偶尔抬眼看见父母亲脸上正挂着满足的微笑,好像他们一点也不冷;狭窄的旅店房间里母亲捏着我的鼻子灌我喝中药,好歹喂下去就奖励性地剥一粒糖给我,怕坏了牙齿又立刻催我去漱口、刷牙……这些记忆的残片拼接成了我的童年,似和别的孩子不同,却同样地伴我一天天长大。

  我从小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母亲说我从出生第七天便开始生病住院,此后打针吃药成了家常便饭,住院似成了每季度必经的一道手续。所以母亲很多年没有上过班,专门照顾我。好多个夜里母亲需要不眠不休地盯着我,因为我的喉咙被粘痰堵住无法呼吸,眼睛憋得充了血,像只濒死的兔子。母亲就用手把痰一点点地抠出来,喂我一片冰糖梨子,再把屋里所有的镜子遮起来。因为长年吃药,我的牙齿过早地被腐蚀掉,母亲用毛巾沾着牙膏为还不能自理的我洗牙齿,每天洗上十几次,我知道母亲尽到力了,但她阻止不了大量的药物对牙齿无休止的侵袭,所以每次牙疼得要命的时候,我都忍着不哭。

  母亲也是细心的。再怎样忙乱,她都不忘记用喝剩的牛奶擦一点在我脸上,所以长大以后,从一个肤色偏黑的家族出生的我,脸上的皮肤却比身上其它部位白一些,除了在一起生活过的室友,很少有人知道我这个秘密。母亲也从未忽视对我的启蒙教育,我不生病的时候,每天跟着母亲看图片认字,读童话书,背九九表,做算术题,所以我虽然没有上过幼儿园,学到的知识却并不比同龄的孩子少。

  八岁那年,我终于上学了。母亲也终于上班,两个人的工资,毕竟比一个人的要宽裕一些。在学校附近,我们重新租了一套大一点的房子,有两个房间,也是一大一小,一个窄窄的厨房,但是没有客厅。

  平淡的日子里并没有太多故事。父亲依然经常出差,而我依然经常生病。生病的日子母亲便很疲惫,可是父亲回来了,母亲就把那些疲惫收进围裙里,并不告诉他我生病的事情。然而父亲似乎比母亲更疲惫。

  我病了,没有胃口吃东西,母亲买来好多花花绿绿的零食来哄我。我病着快乐了三天,于是也就好起来了。

  想吃零食,我又对母亲说头怎么这么痛,不能上学去了。可是母亲却是真的病倒了,她有气无力地掏出五角钱让我自己去买,我换来爆米花便蹦跳着去上课了。

  从那以后母亲便拿我没有办法,没有好吃的,我就会头痛。我不知是母亲有意让着我,还是当真害怕我生病。反正我不管这些,我只要有好吃的就行。

  生病也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我有时想。

  深夜里父亲的开门声很轻,但我还是醒了。我看见父亲黑黑的头在我房门上的玻璃外面停了好一会儿,终于缩回去了。

  不久,父母亲开始细细地讲话。我听不大清楚,于是悄悄起身,躲在房门后面。

  “家里没什么事吧?”父亲问。

  “没事,孩子很好。”

  “天越来越冷了,当心不要着凉。”

  “嗯,我给她穿得很暖。”

  “钱还够用么?”

  母亲迟疑了一下。

  “工资还没领回来呢。昨天又收电费,十几块呢。”

  “怎么这么多?”

  “是啊,冰箱用的电一度也少不得,孩子写作业要多开一盏灯,不然眼睛要近视。”

  我不知道为什么时常有人讨债似的上门收电费,只知道每掏一回钱,母亲就一定发一回愁,她会盯住那张收据单子仔细看很久,像做一种研究。

  父亲好像想起什么来了,去包里翻了一翻:“给你。”

  “什么?”

  “二十块。”

  “奖金?”

  “车票钱。”

  母亲皱皱眉把钱接下了:“没有钱,家里会尽量省的。单位给你报销四十,你不买卧铺,一定要坐硬座,两天的火车,怎么熬得住啊!”

  父亲懒懒地笑一笑:“不累,睡一觉就好了。”

  母亲也笑了:“将来折腾出病来,可没钱治去。”

  看来他们准备睡了,母亲却从门缝里一眼扫到了我:“呀,你怎么不穿衣服傻站在那儿!要是明天冻感冒了,看我不收拾你!”

  我溜回床上去。有那么一会儿,母亲那句话总是在响:“没有钱,家里会尽量省的。”怎么省呢?冰箱不能断电,夜里不能没有灯,父亲不能不坐火车,我也不能没有五角钱的爆米花呀!想来这件事上我是帮不上忙的,索性睡着了。

  再醒来的时候,父亲又不见了。

  我迷迷糊糊地发起烧来。

  母亲并没有收拾我,她把一大堆果冻、威化、巧克力和药摆在我床边。

  然而温度越烧越高,超过了41度,以至于我不能够清楚地说话了。母亲慌了,连夜将我抱进医院。

  终于烧成了肺炎。

  针尖从手背上扎进去,药水一瓶瓶高吊起来,我不再想吃什么零食了。高烧固执地不肯退,母亲找来白酒,倒在手心里揉搓在我身上,瞬间的冰凉,但很快又蒸发、燃烧起来。滚烫中只听见母亲哭着轻轻地喊,喊的全是我和父亲的名字。

  又能抓起零食吃的时候我已全然不记得高烧的滋味了。针还是要打,药也一定得吃,吊瓶一天要挂五六个小时,难熬死了。我吵着要回家,母亲说:“再等几天,要等你彻底不咳嗽了才行。”

  回家那天,天晴得简直不像话,太阳晃得眼睛隐隐地痛。我追着踩着母亲的影子,一蹦就上了公交车。

  空位子不少,但母亲要我坐在她身上。我不肯,一定要像大人那样独占一个位置。

  “你坐妈妈身上,我们只交一个人的钱,回去给你买好吃的,不好吗?”

  我乐了,窜上母亲的腿,但母亲立刻呻吟了一声,用手捶几下腰。

  售票员来了:“一位,两角。”

  母亲递过一张是五十的。

  售票员皱着眉:“没有零钱?”

  母亲有点无奈地说:“只有这一张了。”

  找回的一角、两角和五角钱们七拼八凑,足有满满一大把。

  我立即高兴起来:“妈,换了这么多钱!”

  母亲也笑了一笑,却很苦。

  家门口正贴着催缴电费的单子。我掂起脚来读上面的数字:这个月只有四角。

  母亲说要省钱的话又响在耳朵里了。

  “妈,太好了,我们省了这么多钱!” 我兴高采烈地跳起来。

  母亲望着我,一个月间促起的皱纹似乎真的随着我的喜悦而舒展开来,她放下整整一口袋的中药、西药和一张一张的收据,然后把一个整整的我高高地抱了起来。

  作者单位:四川省德荣县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侯裕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