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祭日前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遇难者名单墙上又新增了110个姓名，总数达到10615个。这是被民间称作“哭墙”的第五次延长。历史不容忘记，随着南京大屠杀研究调查的不断深入，名单墙仍将艰难地延伸。

　　从档案里找名字

　　最早一次对死难者进行的调查是1945年12月。当时，尚未重返南京的国民政府发出公告，动员南京市民“尽情陈诉遭受敌伪暴行迫害的事实”，并设置了首个敌人罪行及南京大屠杀案的调查机构——“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

　　“这次调查涉及面广、参加部门众多，其产生的档案史料，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名单来源的主体。”南京市档案馆夏蓓研究员介绍，此外，当时还有“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和“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三个调查机构，对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以及破坏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罪行进行调查。

　　记者在南京市档案馆查阅，从1946年7月1日《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这份档案来看，“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负责人陈光虞在会议上宣布，“已得一可靠数据，即为敌人惨杀者为295885人，其后救济总署加入对被害人家属予以救济，因之续有数百户人民申请救济，由此续得到统计为96260人，共计已有39万人。”

　　2007年12月3日，作为55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重要组成部分，8卷《遇难同胞名录》在南京出版。该名录采取卡片的形式，以档案文献、口述资料及群众来函等为基础，收录了13000余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较为详尽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所、职业、被害时间、被害地点、被害方式、调查人、陈述人等。

　　研究者究竟如何从历史档案、一份份调查表中找到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姓名，制作成名录和词条？

　　“早在2000年开始，学者们便开始搜集整理资料，一点一滴地从这些60年前的资料中，积累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同时，还必须确保每位遇难者信息，均有史料或出处，且尽量能够相互佐证。”名录主要编纂者南京大学教授姜良芹说。

　　姜良芹举例，在一份1946年6月15日由市民袁福生向南京法庭提供的证言里，编辑者们看到了高大有遇难的经过。而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593－27敌人罪行调查表之七，编辑者们也看到了关于高大有的记录。于是，这个叫高大有的遇难者被收录在名录中。

　　两次“大海捞针”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朱成山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1984年、1997年还曾经两度开展过大规模调查，试图用“大海捞针”的方式找到一些散落在乡野的历史细节。

　　1984年5月－8月，为建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作普查。这次普查是在南京市的6个城区、4个郊区范围内进行的，虽然时隔近50年，不少幸存者已经逝世，但仍有较多的幸存者、受害者和目睹者健在，经过4个多月的普查，发现幸存者有1756位，积累了一批珍贵的第一手口碑证言资料。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

　　1997年，纪念馆发动14000多人进行调查。这些人主要是高校和高中学生，其中包括26名来自日本的大学生。他们经过专门培训后，在40天内对南京市15个区县所有7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了调查，回收有效调查结果1213份，从中确认了一部分遇难者名单。

　　自行车上的田野调查

　　退休前，费仲兴是南京炮兵学院的数学老师。该校坐落于南京汤山，是南京的东大门。2001年，他从汤山地区的老人口中了解了更多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暴行。“南京陷落后，日军在城东扫荡时进行了疯狂屠杀，其延续时间又比城内长得多。”

　　2004年，费仲兴正式退休，有了充足的时间。从南京师范大学申请了专项基金资助后，费仲兴开始蹬着他那辆400元买来的“二八”永久牌自行车，开始了为期3年，对汤山地区3个镇、90多个自然村的漫漫走访之路。在3年的调查中，费仲兴总共访问了350多名当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用田野调查的方式为遇难者名单增添了834个名字。

　　仍然有很多像费仲兴一样的人，在继续研究档案、开展实地调查，纪念馆也一直在努力与海外的南京人取得联系，开展遗属登记，希望以多种途径获得更多新的线索，为更多亡灵找到身份。

　　“每一个准确姓名的背后，就是一张真实的面孔，一个鲜活的生命。不管寻访遇难者的工作有多难，我们都会一直做下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王伟民介绍，目前，还有数千个遇难者的姓名有待进一步考证，确认后都将一一增刻到“哭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