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条例进一步扩大了室外公共场所的禁烟范围，明确在旅馆、餐饮场所、娱乐场所、室内工作场所、交通枢纽、机场、铁路客运站、港口客运站等场所全面禁烟，引发社会讨论，我国禁烟控烟进程又迈出新的一步。

　　2010年3月1日，《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实施，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生效后，中国大陆第一部由省级人大颁布的控烟法规。

　　2014年11月，卫生计生委起草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送审稿明确，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此外，体育、健身场馆的室外观众坐席、赛场区域；公共交通工具的室外等候区域等也全面禁止吸烟。

　　在2016年9月举行的第十一届亚太控烟大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贺胜表示，我国目前已有18个城市制定了地方性控烟条例，控烟立法执法成效显著。今年，国家级控烟条例已列入《国务院2016年立法工作计划》，正在按立法程序修订推进中。

　　北京于2015年起实施《北京市控烟吸烟条例》，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今年6月1日，在其实施一周年之际，根据专业调查机构对落实控烟令的效果评估，公共场所吸烟人群明显减少。

　　被检查单位违法行为的发现率从初期的23.1%下降到6.7%，据中国控烟协会对《北京市控烟吸烟条例》实施前后对比显示，公共场所吸烟人数从11.3%下降到3.8%。无烟环境最好的是学校、星级宾馆、医院，变化幅度最大的是公共交通站。

　　此外，调查还显示，公众对控烟满意度增加。有46.4%的吸烟者表示想戒烟，有33.5%的被访者表示如果在禁烟场所发现有人吸烟会进行劝阻。

　　尽管如此，北京控烟令的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其中，餐厅是公众投诉最多的场所。

　　据法制日报报道，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会长张建枢透露，从去年9月至今，在接到的7603次群众投诉中，有2556次约42%是针对餐厅的投诉。

　　本月初，因为被累积投诉超过5次，海底捞、金鼎轩、庆丰包子铺等13家控烟不力餐饮连锁企业被约谈。同时，北京市正在积极研究，拟对被查处的单位、个人纳入诚信体系，进入“黑名单”。

　　截至目前，在杭州，《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已实施6年有余。在今年2月底召开的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上，杭州市人大代表卢建华认为，控烟禁烟工作有所成绩，但管理上仍存在盲点或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杭州规定，“各区县(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监督管理工作，工商、烟草专卖、教育、交通、旅游、体育、公安、城市管理等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做好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监督管理工作”。

　　“但实际工作中，却是卫生行政部门一家在进行监督管理工作，全市卫生计生部门专(兼)职从事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的不足30人”，卢建华指出，“控烟执法队伍的力量过于薄弱。”

　　深圳是全国首个进行地方立法控烟的城市，1998年制定了控烟条例。据界面新闻报道，在谈到控烟执法中遇到的问题时，深圳市卫生监督局副局长黄锦生表示，“控烟立法最好规定‘在禁烟场所吸烟一发现就处罚’，深圳控烟条例要求先劝阻再处罚，就很难操作。”

　　黄锦生透露，根据深圳控烟条例，个人吸烟处罚标准设定分为50元、200元、500元三个档次。如果个人不提供身份证，不缴纳费用，控烟执法人员可通过公安部门来协助执法。而在执法中主要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出示身份证的问题，阻力很大；二是执法有时还需要警察配合，如果警察没有及时到场，就无法进行控烟罚款执法。

　　他表示，控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在执法过程中容易出现“反复”或阶段性“弱化”，必须建立有效的执法监督机制，才能保证控烟执法的持续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