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某和刘某育有两个儿子，分别为严甲和严乙，刘某已于2012年7月去世。刘某去世后，大儿子严甲一直每月支付给严某800元生活费，可从2014年3月起，严甲不知何故突然停止了生活费的支付，严乙更是在赡养老父亲方面分文未出。2014年8月，严某无奈之下将两个儿子告上法庭，要求二人每月分别给付其赡养费1000元。

　　庭审中，严甲表示，赡养父亲是兄弟二人的法定义务，同意按月支付赡养费，但严某每月退休金有近两千元，且身体尚好，没有重大疾病，不存在大的花销，每人每月1000元的赡养费过高。严乙则提出自己曾经在2010年与哥哥就父母赡养一事达成了口头协议，约定母亲刘某由严乙养老送终，父亲严某由严甲养老送终，现自己已经对母亲尽到了赡养义务，对原告严某的赡养应当按约定由严甲来承担。经法官询问，严某表示并不知道兄弟二人之间存在着如上赡养协议，兄弟二人也认可约定时并未告知父母。法院经审理认为，严乙与严甲就赡养父母一事，并未形成书面协议，如何约定本院已无法认定。两被告在原告年事已高的情况下，不履行赡养义务显属无理，原告诉请两被告支付赡养费理由正当，应予支持。最终，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严甲与严乙达成的赡养协议是否有效，该协议能否免除严乙对严某的赡养义务。2015年修正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可见，赡养协议的订立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订立主体仅限于赡养人之间，不包括父母和子女之间签订的赡养协议；二是赡养人之间签订的赡养协议必须征得老年人的同意才有效；三是赡养协议的签订要以遵守法律规定为前提。本案中，严乙提出的赡养协议系严甲与严乙口头订立，无书面材料可供佐证，法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以及具体的内容。严某表示其不知晓兄弟二人就赡养刘某和严某一事达成过协议，且兄弟二人也认可就协议一事也并未告知严某，那么即使该协议真实存在，也必然未征得严某同意。最重要的，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这就从法律层面上规定了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务，不能通过自行订立合同而免除。因此即使严甲与严乙订立的赡养协议属实，因违反了法律规定从而也只能归为无效。

　　本案涉及到家庭生活中常会出现的一种现象——赡养协议。现实生活中，子女为避免在赡养老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纠纷，会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赡养协议。为避免在此过程中损害老年人的权益，法律规定赡养协议的签订必须征得老年人的同意。子女的赡养义务具有人身性，不能以协议的形式免除。若确有证据证明子女之间约定免除了某人的赡养义务，该协议也只对签订协议的子女有效，而不能约束需要赡养的老年人。

　　法官提醒，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务，子女之间订立赡养协议的出发点应当是为了更好地履行赡养义务，更好地保障父母的晚年生活。如果赡养协议成为了某些人推脱赡养责任、免除赡养义务的工具，这种行为必然是法律和道德都不能容忍的。为人子女都应当正视自己的责任，从自身做起，确保父母能够过一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晚年。

　　作者单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