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中俯瞰青藏高原，到处是纯洁的白、干净的蓝和鲜亮的绿，长天辽阔，雪山巍峨，树木葱茏，大美西藏震撼人心。

　　绝美的风景，总在难以到达的地方。西藏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含氧量不及内陆的70%，地广人稀，交通险阻。在这片高原冻土地带，生存是人们面对的首要问题。

　　环境越艰难，越需要精神的滋养。几十年来，来自全国各地的援藏干部和西藏人民在一起，同甘苦、共命运，以“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真情投入，倾情付出，把西藏当故土，把这里的人民当家人。

　　“有人说，在西藏，躺在这里不工作也是奉献。我们不能这么做，共产党员要有顶天立地的豪情，不能做一只匍匐在地的爬虫。”这铿锵有力的声音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第七批援藏干部牛克乾、张志刚、杨根。

　　2013年7月，他们肩负智力援藏和项目援藏的任务，告别亲人和同事，踏上了有“世界上最后一块净土”之称的雪域高原，开启了难忘的三年援藏生涯。

　　牛克乾

　　援藏三年是我人生中最精彩的一页

　　离开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岗位后，牛克乾很少回北京。按照有关规定，在藏工作的干部，每年有三次、每次25天的轮休，牛克乾三年里只轮休了五次。除去到内地出差，他在西藏工作的时间平均每年在300天以上。

　　“这三年，真是全情投入，有苦有乐，甘苦自知！”牛克乾告诉记者，援藏三年的经历饱满而丰富，是他人生中最精彩的一页。

　　说起进藏后最难忘的工作经历，他首先提到了那曲比如专案。2013年11月到2014年4月，牛克乾受命担任比如专案审判组组长，远赴那曲地区比如县审理一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

　　“那曲海拔4500米，冬天晚上零下30度，没有暖气，靠烧牛粪取暖；一天供给一桶水，早晨起来冻成了冰坨子，喝水都困难。没有合适的床，只能蜗居藏式沙发。经常断电，挑灯夜战是常有的事。”回忆过往，当时的办案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在如此困苦的办案条件下，牛克乾带领从全区抽调的业务骨干，完成了20案31人的审判工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俱佳，受到西藏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的肯定和表扬。“这次办案经历，让我从藏族法官身上学到了安之若素的情怀，视险路为坦途的乐观，磨炼了意志，收获很大。”

　　忘我的工作让牛克乾忽略了高原反应对身体的危害。办案间隙，牛克乾因头晕摔倒送医院检查，罹患高原性高血压。

　　“这是高原常见病，得上了就得长期吃药。”牛克乾说，为了尽量降低药物的副作用，他边吃边试，摸索换了五种降压药。“同事们说，我是自学成才的降血压专家。”

　　其实，在西藏高院干警心中，牛克乾是名副其实的审判业务专家。

　　牛克乾进藏前是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长。进藏后，牛克乾担任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分管三个刑事审判庭。从主持合议庭的审判长到分管刑事审判的院领导，急遽的岗位转换让牛克乾顾不得高原反应带来的压力，迅速进入角色，理清工作思路，明确工作目标。

　　根据西藏法院和法官的司法能力实际，牛克乾提出要树立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做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定罪和量刑并重，全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以庭审和诉讼文书规范化为切入点，切实提升全区法院的刑事司法水平。

　　泽仁拉姆是西藏高院刑三庭副庭长，和牛克乾在工作上有很多接触。她至今还记得在办理严某故意杀人案时，牛克乾给她思想上带来的冲击。

　　“凭我三十多年的办案经验，这个案子的主要证据证明故意杀人的事实没有问题，可牛院长的意见是定‘无罪’。我当时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泽仁拉姆说，牛院长认为案件侦办过程存在多处瑕疵，现有证据还存在多处疑点，在排除之前，应先作无罪推定。

　　“我理解牛院长的用心。他是想通过办这个案子，向我灌输非法证据排除的观念，指导我把好证据关，确保办案不出错。”泽仁拉姆说，和牛院长一起办案三年，在司法理念上提升了一个层次。

　　达嘎巴珠也是一名有几十年办案经验的老法官。他向记者展示了一份2015藏法刑三终字第五号刑事裁定书的初拟稿，记者数了一下，这份司法文书至少有七处大的修改。既有文章结构的重排，也有把“匕首捅了”改成“匕首捅刺”等细节改动。

　　“牛院长对我们写的文书改得很细，都改到了点子上，改后稿子很精炼，一看就懂，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达嘎巴珠告诉记者，牛院长经常说，裁判文书是法院的“成品”，要经得起上网公布的考验。他要求我们，要用参加评比的标准用心制作好每一份司法文书。

　　“这三年，牛院长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的。无论是司法能力、工作作风、为人处事还是品行，他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在他的带动下，我们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每天都有新提高。”刑二庭庭长赵青江感慨地说，真想让牛院长在西藏再留三年！

　　在援藏即将结束之际，《西藏法院刑事审判实务手册》第二册付梓。由牛克乾牵头编辑的这两本实务手册，收录了2013年至今，与西藏刑事审判工作有关的领导讲话、规范性文件、调研文章、讲稿和典型案例分析，是法官们审判案件的案头参考书。

　　“这两本书算是我们给西藏司法事业作的一点贡献。想对藏汉同事们说的话，里面都有了。”言及离别，牛克乾眼中溢满了欣慰与不舍。

　　张志刚

　　享受援藏 快乐援藏

　　在西藏高级法院院内一隅，停放着一辆8人座长安小面包车，他的主人是援藏干部、西藏高院立案一庭副庭长张志刚。

　　“这是我花3万块钱买的二手车，来一趟西藏不容易，想到处走走看看。”张志刚说，“愿望挺好，三年里跑出去的机会不多，就是在拉萨附近看了看。”

　　“西藏路况不好，开这个车安全吗？”记者问。

　　“没问题，这车油门踩到底也就20迈。”张志刚笑呵呵地说。

　　和张志刚交谈的一个多小时，听不到一句对工作和生活环境的不满意。“援藏对个人事业发展是一次挑战，对人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享受援藏，快乐援藏，对选择援藏终生不悔。”

　　张志刚说，西藏高院党组对援藏干部“厚爱三分、高看一眼”，关怀无微不至；藏汉同事“一家亲”，相交以诚，相处和谐。干事创业的氛围促使他想为西藏做点什么。

　　为了尽快帮助提高西藏法官的司法能力，张志刚在同事们的协助下，开展了全区三级法院立案法官的业务培训工作，并以此为抓手，规范立案实体审查和立案流程。

　　2014年到2015年7月，西藏法院举办了几期立案信访法官培训班，张志刚从最高人民法院请来资深法官授课，面对面解答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

　　为了让培训更有针对性，张志刚要求，每次培训前，每个中级法院要提出5个问题，每个基层法院要提出3个问题。每节培训课后连着开一个小型座谈会，提问题，讲案例，以教促学，学以致用。

　　“下级法院要求举办司法实务培训的愿望还是很强烈的，但一直没有渠道和平台。立案培训形成制度后，法官们对这种面授机宜的方法很欢迎。”西藏高院立案一庭法官黄英告诉记者，2015年5月1日后，全国法院实施立案登记制，西藏三级法院的立案工作运行顺畅，当场立案率超过了90%，人民群众很满意。“张庭抓的这

　　次业务培训恰逢其时。”

　　请专家授课的同时，张志刚还多次到自治区法官学院讲课，并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从此以后，他的手机常响，内网QQ常亮，对下级法院法官们的请示和咨询，张志刚不分节假日，有问必答。为此，同事们给他加了一个头衔：全区三级法院立案庭长。

　　案少事多人少是西藏法院的普遍现象。2015年下半年，由于人员调整和干警抽调驻村维稳等原因，立案一庭只有三人在岗。张志刚主动承担了立案登记、案件录入、接待当事人等需三四人完成的工作。

　　“张庭长经常白加黑、五加二地干，以办公室为家是常态。尽管事务繁忙，遇到当事人咨询立案，不管多累，总是热情接待，耐心解释。立与不立，都会给一个明确的说法。”立案一庭副庭长刘海霞和张志刚同在一个办公室，对他踏实的工作作风很了解。

　　在她的印象里，性格平和的张志刚却有两次情绪反常。一次是对一名案件代理人“变脸”，一次是为儿子租房焦虑。

　　“那次‘变脸’是我回办公室拿东西偶然撞上的。”刘海霞看到，张志刚站在办公桌前，瞪大了双眼看着这名代理人，一脸严肃，气氛尴尬。“他为案子的事来找过几次，张庭每次都笑脸相迎，这次怎么了，不是他的风格啊。”

　　“你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再不拿回去，该立的案不给你立！”刘海霞看到桌上一个厚厚的信封，大概明白了张志刚发火的原因。

　　“张庭为人坦荡，人前人后一个样，这点让我们很佩服。”刘海霞说。

　　“都说张庭快乐，其实操心的事儿真不少。”刘海霞说，张志刚一家三口，三地分居，爱人在河南老家工作，孩子在北京上初中，自己租房居住，舅舅帮着照顾。最近，张志刚儿子的房东提出来要卖房，让两天之内搬出去。“北京的房子不好找，张庭这几天很焦虑，来回往北京和河南打长途。张庭这个当爹的，不容易！”

　　杨根

　　花小钱办大事的信息化设计师

　　杨根说话直接简洁，就如他干练的外表。

　　“我是典型的‘三门干部’，来西藏以前没在基层锻炼过，理论一大把，能不能干成事不好说。”杨根坦率得让人吃惊。

　　不过，西藏高院行装处原处长扎西多吉（现任西藏自治区检察院阿里分院检察长）对他的评价恰恰相反，“杨根为人正派、业务能力强，他对西藏法院信息化建设实现跨越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3年7月以前，西藏法院的信息化建设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是全国法院唯一一个未能开通人民法院三级专网的地区。更困难的是，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奇缺，信息化建设无从下手。唯一的利好消息是，天平工程项目完成了可行性研究报告。

　　当年8月，杨根被任命为西藏高院行装处副处长，主管装备采购和信息化项目，他对全区法院的信息化建设很有信心，“起点低，潜力大，提升的空间也大。”

　　为了做好信息化建设的顶层设计，杨根对7家中院和50多家基层法院进行了物质装备和经费保障的专题调研。“有些基层法院办公楼陈旧，没有基础布线，信息化建设基本上要从零开始。”

　　天平工程是西藏法院近年来最重要的信息化建设项目，国家批复项目资金5526万元。调研回来后，杨根就开始琢磨，怎么花小钱办大事。

　　在天平工程开标后，杨根引入竞争机制，多次召集商家进行竞价谈判，想尽办法压低设备价格。

　　“为了把价格压下去，杨根把每项设计、每套设备‘揉碎’了，分项考察市场行情，了解设备里每颗螺丝的市场价格。”西藏高院行装处副处长普琼扎西告诉记者，为了在谈判中取得优势，杨根查资料跑市场，做足了功课。

　　在杨根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天平工程实际中标价为2548万余元，一次性为西藏法院节约经费2700万余元。

　　对结余出的资金，杨根按照西藏高院党组的要求，比照省外信息化建设先进法院的标准，为天平工程扩容。在原有五大系统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大公开平台、执行查控、绩效考核、法官办案辅助等软件系统，远程提讯、执行指挥中心、诉讼服务中心等硬件系统。

　　2015年10月，西藏法院天平工程项目顺利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工信部、自治区发改委、财政厅的共同验收，一位验收组专家说，西藏法院白手起家，用五千万完成了几个亿才能完成的项目，“钱虽然花得少，但信息化建设已经达到了全国法院中等以上水平。”

　　西藏高院信息处副处长郑卫难忘三年里和杨根一起跑基层的经历，“一天一家法院，白天安装调试设备，晚上连夜往下一个法院赶，一个月跑了5000多公里，把直通基层法庭的四级专网全部建了起来。没有杨根，实现这个目标很难。”

　　进藏之初，杨根曾许下诺言，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不问收获多大，但求无愧于心。“援藏这三年，我说到做到了，心里很踏实。”

　　杨根说，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孩子刚满一岁就舍家进藏，中间相见不过数次，三年里无尽牵挂时常涌上心头。“没办法，回去补吧。”说到亲人，杨根已是两眼泛红，泪光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