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档案馆内，珍藏着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1931年的一份手稿——《文件处置办法》。起草该文件4年后，年仅36岁的瞿秋白慷慨就义。这份中共最早的关于档案文件管理的规定，对党的历史文献的管理保存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远见卓识。

　　这份《文件处置办法》共7条，规定了档案分类整理、编目、留存、销毁的原则与方法，资料的收集、保管等内容。

　　在起草件末尾，瞿秋白特地写了一条“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瞿秋白特别在“将来”两字旁打了着重圈点，表明他在起草文件时对革命前途充满必胜信心。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1917年秋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北京爱国学生运动。1920年秋，瞿秋白以记者身份赴苏俄实地采访，两年时间里，撰写了数十篇通讯和著作，以自己的亲见亲闻，客观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状况。1921年5月，他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联共（布）党组织，192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3年1月回国后，瞿秋白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首次发表了他译配的中文版《国际歌》，法文“国际”采用音译“英德纳雄纳尔”，一直沿用到今天。同年7月，他和邓中夏等一起筹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这所国共合办的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走过了短暂又辉煌的一生。

　　1927年“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主持党中央工作。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和周恩来等主持了大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六大结束后，瞿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8月回到上海，随后再次主持党中央工作。1931年1月，在被王明错误打击、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后，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参加领导文委和左联的工作，并翻译列宁著作，与鲁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鲁迅曾书赠瞿秋白联语：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随着上海地下斗争日益残酷，1930年4月《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同志信》强调：由于环境恶劣，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文件保管处保存”。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20余箱文件、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就此建立（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

　　1931年初，周恩来到中央秘书处视察工作并查用文件。在视察中发现该处内储藏的文件、资料一包一捆未加整理，当即指出“文件材料应分条理细，进行分类整理”，并对陪同的中央秘书处负责人说：“在文件整理方面，你们可以找阿秋（瞿秋白）去谈谈，请他给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

　　瞿秋白欣然同意，很快起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文件处置办法》。

　　起草过程中，瞿秋白提出，要对所有文件“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中央及地方及各团体的机关报，需全份保管者，应妥善置于“只有至多两人知道的地方，同时当然要是不甚费钱的地方”，并“把历年来的机关报上之论文，编一本分类目录（并在每篇注明写作的日期）”。

　　见到起草件后，周恩来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

　　这一《文件处置办法》成为中共第一个档案文件管理制度，由中央文库最先执行。《办法》的实施使得大量珍贵的党史档案资料得以保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934年2月，瞿秋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敌人得知他的身份后，采取各种手段利诱劝降，都被他凛然拒绝。6月18日，他坦然走向刑场，沿途唱着《国际歌》《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达刑场后，盘膝坐在草坪上，饮弹洒血，慷慨就义。

　　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高度赞扬他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像瞿秋白这样勤于思考、善于总结的人物和事例有不少，他们表现出的高瞻远瞩、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心，对后来的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我们钦佩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