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政协召开的雾霾治理问题提案办理协商会传出消息，北京市交通委会同本市发展改革委、环保局、公安交管局等部门，在充分借鉴新加坡、伦敦、斯德哥尔摩等城市经验基础上，初步制定了北京市交通拥堵收费政策方案和技术方案，目前正在组织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论证。

　　多年来屡次被提及的拥堵费政策，或将在北京市动真格了。此前，为了缓解交通拥堵，北京市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包括单双号限行、汽车限购、提高停车费等多项措施，但“人在堵途”的状况始终难以改善。

　　5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2016》对38个大城市的“城市病”指数进行排名，其中，在交通拥堵指数中，北京市位居首位，堪称“首堵”。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今年1月发布的《北京市交通运行分析报告(2015 年)》提供了更翔实的数据：2015年，北京交通拥堵较2014 年有所加剧，日均拥堵时间(中度拥堵、严重拥堵)共计3 小时，与2014 年的1 小时55 分钟相比大大加长。

　　对于“堵城”北京来说，征收拥堵费会是一招“必杀技”吗？拥堵费该如何征收？收了就能不堵吗？

　　征收拥堵费有法律依据吗？有调研数据支持吗？

　　北京常务副市长：不是为了收费而收费，更不可能拍脑门

　　北京征收拥堵费的消息，由来已久。北京市交通委缓堵处副处长周天去年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透露：“其实从2010年28条缓解交通拥堵措施出台的时候，就提出了拥堵收费的设想。”

　　通过控制上路车辆的数量来缓解道路拥堵，一种意见认为收费是个好办法。提高私家车出行成本，可以使一部分开车的人转而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根据《北京市交通运行分析报告(2015 年)》显示，目前北京拥有18条地铁线路，876条公交运营线路。庞大的公共交通网覆盖了整个城区，基本可以满足广大市民的出行要求。此外，征收拥堵费、减少车辆上路，也将对治理北京城区的空气污染起到积极作用。

　　不过，也有不少专家认为，目前北京征收拥堵费的条件还不成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峰就表示，出台拥堵费的方法来治堵，起码需要两个逻辑支持：第一，拥堵的原因和上路汽车的数量之间存在更紧密的因果关系；第二，采用收费方法能够有效降低拥堵，尤其是有效区分拥堵的造成者和受到拥堵的困扰的人。“这两个因果关系，在北京市政府的决策中并没有任何调查研究的数据支持。”

　　此外，在关于拥堵费的讨论中，法律依据问题也备受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收取拥堵费在法律上确实不容易找到依据。很多政策在出台前需要在法律上加以界定，之后再反复征求公众的意见，而目前收取拥堵费的问题显然不符合条件。”

　　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只有经营性公路和还贷性公路可以收费，城市的路面交通收费是不被允许的。

　　不过，今年1月，北京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在公开场合表示：“无论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还是有关拥堵费的问题，都要立法先行。”

　　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针对“征收拥堵费能否解决大城市交通问题？”的提问，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在北京团开放日活动时给出了答案：“拥堵费不是为了收费而收费，更不可能拍脑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行为，更多的是从降低小汽车的使用强度这个角度认真地进行研究。研究论证它是有程序的，它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收费如何兼顾公平合理？

　　交通大学教授：在一个区域收费，只是将拥堵转移到另一个区域

　　拥堵费要开征，怎么收费才合理？在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看来，国外征收拥堵费的经验，在中国可能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北京征收拥堵费的征收时间、征收区域并不容易确定。他认为，新加坡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其国土面积小，且最早是在6平方公里的小面积内收费，所以“谁使用、谁付费”的原则，在实践中很容易操作。“而北京现在已经是全面性的拥堵，带有潮汐性特征，很难界定拥堵费的收费区域和时间。”

　　赵坚认为，北京是棋盘式道路，所以不管在哪个地区收费，因征收拥堵费而私车出行受限的人，其实只是将拥堵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去了而已。

　　拥堵费如果必须要征收，到底该收多少？5月30日，中国综合交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毛保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交通拥堵费应该在每天20到50元。

　　但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董焰则认为，若北京拥堵费标准定得很低，其实根本起不到价格调节来缓堵的初衷，相反会因为增加一套制度的运行成本而平添财政负担。而另一方面，一旦标准定高了，又会面临舆论的压力。

　　据了解，国际上有一个通行指标，人均交通成本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超过8%。北京市交通委交通行业节能减排中心副主任刘莹此前透露，北京或将根据交通情况划分区域，重点参考区域内的污染、拥堵指数，波动性地确定收费标准、时间和区域。

　　收了就能不堵吗？

　　交通运输部专家：应优先考虑其他方法，最后考虑收费

　　一些专家对于拥堵费的实施效果也存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担心，“征收拥堵费后，小汽车在北京的使用强度会有相应下降，公共交通压力会加大。如果公共交通换乘、拥堵状况还得不到改善，小汽车会再次被逼到路上。”

　　“从经济手段调整的角度看，要解决拥堵，收费可以达到一定效果，但持续效果如何还没有定论。” 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庭说，应优先考虑其他方法，最后考虑收费。

　　今年两会期间，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曾表示，解决大城市交通问题要“疏堵结合、综合治理”，“首先要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推动优选公交成为公众的出行习惯。第二，要强化交通规划引领，通过一体化的交通规划和综合的开发建设，建立以城市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发展的模式。第三，要加快城市智能交通的系统建设，提高城市交通管理的水平和运行效率。第四，还要加强城市交通的综合治理，来提高交通资源的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