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者并没有离开世界，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和世人在一起，和那些受到帮助的生命在一起。而他们共同的“引路人”就是器官捐献协调员

　　一则来自200公里外的捐献信息，传递给广医二院器官捐献协调员方佳丽：4岁的孩子因为意外严重摔伤，生命垂危，无法挽留了。在巨大的悲痛中，军人父亲代表全家发出请求，他们不想让孩子就这样离开，希望捐献孩子的有用器官去救治其他人，让孩子换一种方式继续存在。

　　广医二院连夜派出救护车将孩子接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医护人员给予他最细心的呵护。而在方佳丽心中，孩子从来就没有离开，他的生命已经在另一个身体中悄然延续，这种欣悦是外人无法体会到的。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很多人眼中是能“起死回生”的人，他们在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事业中不可或缺，却并不为人熟知。

　　在广州市正果镇万安园内，有一处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之地，“感动中国”人物丛飞、知名歌手姚贝娜等1000多位遗体及器官捐献者就长眠于此。其实，这些器官捐献者并没有离开世界，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和世人在一起，和那些受到帮助的生命在一起。而他们共同的“引路人”就是方佳丽这样的器官捐献协调员。

　　2015年，方佳丽与同事们一起，帮助62位器官捐献者实现了愿望。而在整个广东省，50位器官捐献协调员共帮助398位器官捐献者及家庭得偿所愿。一边是家属在亲人离开时的悲痛与不舍，一边是器官受捐者走下病床重获新生。方佳丽说，连接起生命的两端是她的职责，也是她的心愿。

　　“前面说的那个4岁孩子，就帮助了两名肾衰、一名肝衰病人重获新生，还帮助了两名失明者重见光明，而398位捐献者捐献大器官820个，挽救了820人的生命。”广东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主任李劲东介绍。每一次捐献背后都有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每一次捐献都是爱的升华和生命的分享，器官捐献协调员就是这些爱的摆渡者和生命的引路人。

　　“最能打动家属的一句话是：‘你愿意让他的生命换一种方式延续吗？’”方佳丽说，从获悉病人及家属有捐献意向或存在捐献可能后他们介入，到最后完成捐献，成功率只有1/3，多数家庭还是受传统观念影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但她也见到不少家庭把对亲人的爱升华为对社会的爱，希望逝去的亲人能帮助其他人，希望亲人的生命能换一种方式继续存在。

　　不久前，一名20多岁的小伙子因为车祸，生命已无可挽回，母亲悲痛欲绝，父亲兄长也是万分无助。方佳丽说她初次接触时，压根儿没有向家人谈起器官捐献的任何字眼，而是帮助他们请医生、找专家，协助这家人尽一切可能去救治亲人，哪怕是一丝希望也不放弃……最终家人只能悲痛地接受现实。当时，方佳丽建议：“他这么年轻，你们愿不愿意让他换一种方式继续和你们在一起？”父母同意了，哥哥也表示这是一个好方式，所有的直系亲属都在捐献确认书上签了字。但方佳丽没有想到，他们生活的村子是一个大家族，村里的旁系亲属坚决反对，甚至激动的族人指尖都点到了方医生鼻尖上，什么难听的话都有。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她的职责是搭建起生命两端的桥梁，一切都必须是家属自愿，一切都需要她默默地忍受。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人体器官捐献有着严格的时限，眼看着这次捐献又要无果了。然而，不忍儿子就这样离开的父亲，背着族人将他送到了广医二院的救护车上，留下一句话让方佳丽至今难忘：“只要能救其他的人，我们就捐！”

　　■是协调，不是“劝捐”

　　协调员是协助捐献者的爱心落地，因为爱心和高尚人格不是“劝”来的。协调员有责任为爱心搭建一座桥梁，让爱的种子落地、生根、发芽

　　深圳郊区的吉田墓园，三棵枝繁叶茂的“光明树”立在墓园最高处，树下是100多名角膜和器官捐献者长眠的地方。作为深圳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每年都要来这里。在高敏看来，生和死其实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捐献者们去了哪里？她坚信他们都不在“光明树”下，而是仍然和大家在一起。

　　从2005年深圳设立器官捐献机构至今年3月底，深圳已有788人身后捐献眼角膜，261人捐献遗体，103人捐献了多个器官，他们的爱让100多人重见光明、生命延续。而每一例捐赠，高敏几乎都与他们相依相伴。

　　高敏还清楚地记得她无意间促成的第一例器官捐献。那是2005年夏天，天气闷热，深圳红会所有正式工作人员都外出了，她作为一名志愿者留在办公室接电话。急促的铃声响起，一位来自湖北天门的母亲打来电话，18岁的女儿因为交通事故颅脑重度损伤，医生说没希望了，母亲实在不忍心聪明乖巧的女儿离去，她要尽一切力量让女儿的生命延续。但由于当时器官捐献体制不健全，她打了很多电话，都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复。情急之下，她把电话打到了1000公里之外的深圳红会。高敏将这原本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应承下来，联系到武汉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并和医生一起到天门，帮助这个家庭填写了捐献志愿书，完成了捐献的全过程，女孩的肾脏、肝脏救了3个人，眼角膜让4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但高敏完全没想到，她竟然完成了国内首例真正意义上的“协调器官捐献”。高敏认识到这件事的意义，觉得有必要做下去。

　　“有人称呼我为‘劝捐员’，我不是。我是‘协调员’。”高敏说，这两个称呼有本质不同，“协调员”是协助捐献者的爱心落地，因为爱心和高尚人格不是“劝”来的，她也不会去劝。协调员是他们的朋友，有责任为爱心搭建一座桥梁，让爱的种子落地、生根、发芽。

　　经常有捐献者家属因为犹豫不决错失了捐献器官的时机，有人不免埋怨高敏为什么不多劝劝他们。高敏说：“我尊重家属的想法，提供所有的选项和一切协助，但绝不劝亲人们做出选择，因为爱是这项事业的唯一。”

　　■器官捐献常识欠缺

　　家属要求医生尽一切手段挽回生命，等到亲人真的连一点生命体征都没有了，器官也衰竭了，已经错过捐献的时机

　　2010年广东省器官捐献刚起步时，全年广东捐献仅15例。今天，广东遗体器官捐献者人数连续6年居全国第一，占全国1/7以上，累计成功捐献了心脏、肝脏、肾脏、肺脏、眼角膜等器官2850个，其中挽救终末期肝病患者约2800位。但是，与目前我国每年等待移植的约30万病人相比，方佳丽表示压力很大。她希望捐献者越多越好，捐献成功率越高越好。

　　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是我国器官获取的唯一来源，并全部进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统一分配，系统将严格遵循器官分配政策，实行自动化器官匹配，以患者病情的紧急程度和供受体器官匹配的程度等国际公认医学需要、指标对患者进行排序，通过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地排除和监控人为因素的干扰。

　　“现在最令人焦急的是，传统观念和家属医学知识欠缺困扰着这项事业的发展。”方佳丽说，她遇到很多病例，家属实际上有器官捐赠的心理准备，但病人陷入脑死亡状态后，家属不相信也无法接受亲人的离开，还在要求医生用尽一切手段挽回生命，等到亲人真的连一点生命体征都没有了，器官也衰竭了，已经错过捐献的时机，这是最可惜的。在整个过程中，她不能有任何倾向性表达，这样的例子占了很大比例。

　　“我曾经遇到多起基层医院的医生耽误遗体器官捐献的事。”高敏说，一个19岁的学生在打暑期工的时候心脏骤停，抢救16个小时后，家人认为可能无法挽回了，主动要求拨打深圳红会捐献电话咨询捐献器官事项，但医生劝家属说，还在抢救呢，器官捐献要在病人死亡后才能进行。等到病人拔了插管，高敏才接到电话赶过来，死者所有的器官都已衰竭，只能进行眼角膜捐献了。高敏说，当时心里很难受，不仅仅是为19岁的死者可惜，更为基层医院缺乏必要的器官捐赠常识遗憾，“不是等完全没有生命体征后才能启动捐献程序，基层医院应该具备起码的医学常识和判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