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将加强管制，所有微信群二维码将于3月13日取消。”3月7日上午，一条包含该内容的谣言在朋友圈大肆传播。9点18分，微信团队在其公众账号“谣言粉碎机”中对此发布辟谣文章，打击不实信息。

　　“谣言在本质上都是虚假信息，往往出于不可告人的阴暗目的，并对社会产生极大破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原院长、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这样定义谣言。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台长王求看来，谣言无非两种。一种出于个体私利，为了通过炒作达到商业目的；另一种则带有“抹黑”性质，是为了损害国家、组织或个体形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记协副主席、人民日报社原副社长何崇元认为，谣言防不胜防屡禁不止，关键在于对造谣者的处理过轻，纵观现今全球各国，无一不对造谣行为加强管束。“而在我国，造谣行为付出的代价太小，这不足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何崇元说道。

　　郝振省委员进一步谈到，除造谣者外，谣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与受众和媒体的“传谣”也有密切的关系。他指出，许多谣言符合受众心理期待，部分媒体追求轰动效应放松审核，他们的二次传播为谣言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在新的媒体环境下，对于网络谣言的治理，我们任重而道远。

　　那么，应当如何治理谣言，消除谣言的不良影响？在“供给侧思路”的引导下，委员们开始从谣言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两端思考，为谣言监管建言献策。

　　在“供”的一方，何崇元委员说：“对造谣者必须依法处理。”他认为，需要充分发扬法治精神，加强立法，严格执法，让造谣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如何平衡好信息监管和言论自由的关系？郝振省委员认为，言论自由是应当支持的，但任何言论的发表都必须讲求责任和权利的统一。“任何人都必须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他谈到。

　　郝振省委员指出，技术支持是谣言管控的关键。他建议，互联网应当实行实名制，以便任何谣言都能找到始作俑者。

　　对作为“谣言需求方”的受众，新闻出版界的委员们也提出了各自的建议。

　　“部分受众过分热衷于花边新闻，谣言也往往披着八卦、色情的外衣迎合受众。因而受众务必要提高个人的辨别能力，对各类信息保持警惕。”郝振省委员表示，受众在信任和转发网络信息前，一定要问问自己“这个事情可能吗？”

　　青年人群体作为互联网的重度用户，最易接触到各类网络谣言，但同时又因阅历、知识有限，缺乏足够的信息辨别能力。王求委员对此强调：“青年人要注重积累知识，不断学习，面对谣言，做到智者自清。同时，社会各方也要对青年人增强个人诚信、媒介素养方面的教育，让青年人做到不造谣、不传谣。”

　　新闻媒体作为信息传播方和受众之间的桥梁，对谣言治理肩负着重大责任。何崇元委员对此很有感触，“新闻媒体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2·19讲话精神，以事实为报道依据，严格把关，加强调查研究，不要听风就是雨。”

　　“市场化媒体和自媒体没有传播特权。”何崇元委员指出，任何媒体都要尊重事实，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在一个负责任的社会里，谣言是没有市场的。”郝振省委员最后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