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2014年10月份，我怀孕三个月。某天，乘坐我丈夫驾驶的摩托车时不慎被同向行驶的轿车撞到，后经交警大队认定，该轿车司机负本起事故全部责任，我及丈夫不负此次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后，我被立即送进医院住院，在县医院住院五天后，我转院至中医院住院两个月。因与司机为赔偿事宜协调未果，遂于2015年5月份将司机及保险公司作为被告向法院起诉。在庭审时，保险公司提出我转院与本次事故不存在因果关系，于是经法院允许，我向司法鉴定中心申请鉴定，鉴定结论为：在县医院住院治疗与本次交通事故存在密切因果关系，在中医院住院治疗系本身损伤与生理妊娠的自身因素共同需要，建议损伤参与度以50%为宜。保险公司能否在交强险部分考虑损伤参与度，扣除50%的损伤参与度的费用？

　　　　　　　　　　　　　　　　　　　　　　　　　　　　　　　　　　 九江 夏某

　　答：保险公司要求考虑损伤参与度问题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损伤参与度系法医学上的概念，指被诉过错行为在损害后果中所介入的程度或所起作用的大小。在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中，导致损害的原因除了侵权行为外，还有可能是受害人自己的过错、受害人自身的身体状况、第三人的过错等，赔偿义务人可以损伤参与度作为抗辩理由，请求减轻或免除其赔偿责任。但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即使受害人的损害后果是受害人自身疾病与交通事故共同所致，交通事故在受害人损害结果中占一定比例的参与度，但也不可参照该损伤参与度减轻或免除保险公司的交强险责任。理由如下：

　　1.参照损伤参与度确定交强险责任缺乏法律依据。

　　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根据我国交强险立法，交强险责任是一种法定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的范围、标准、免责事由等均由法律予以强制规定。我国交强险立法并未规定在确定交强险责任时应参照损伤参与度，对于受害人符合法律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的损失，均属交强险的赔偿范围。因此，保险公司以损伤参与度作为减轻或免除其交强险责任的抗辩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

　　2.参照损伤参与度确定交强险责任有悖于交强险制度的立法目的

　　交强险制度是基于事故风险和赔偿责任可能性的大量增加、事故损害日益巨大的社会现实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立法目的和基本功能是保障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第三者获得迅速有效的补偿。交强险责任并非无限责任，我国法律法规规定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但由于我国交强险制度建立不久，交强险责任限额仍比较低，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也尚未建立，我国目前的交强险制度对于遭受严重损害的受害方的救济仍明显不足，交强险制度本身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实现和发挥。如果在确定交强险责任时允许参照损伤参与度，以此限缩受害方的损失总额，那么法院裁判的结果只能是减少了受害方的获赔数额，减轻了保险公司以及交通事故致害方的赔偿责任，这显然与交强险制度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功能相悖，欠缺正当性和合理性。

　　3.交强险责任构成因果关系要件的特殊性不要求参照损伤参与度

　　在不同的法律部门中，由于各种责任形态及其所要求的构成要件不同，因果关系在归责中的作用、内容及其判断标准也各不相同。侵权责任因果关系分为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前者的功能在于通过侵害行为与权益侵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确定责任是否成立；后者的功能在于通过权益侵害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确定责任的范围。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重点在确定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在过错程度大体相当或难以确定过错程度的情况下，责任的大小要取决于原因力的强弱。而交强险责任属法定责任，基于其性质与功能的特殊性，交强险责任因果关系的重点在于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只要可以认定交通事故与第三者的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保险公司即应承担交强险责任。至于交强险责任的范围应依据法律规定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标准、交强险责任限额、免责事由等予以确定，而不应参照损伤参与度这一在确定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时才予以参照的因素。笔者认为，在确定交强险责任因果关系时可运用保险法上的“近因原则”，如果交通事故是导致第三者损害发生的最直接、最有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便可以确定交通事故与第三者的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保险公司便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作者单位：江西省九江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