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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的贡献与不足
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副院长 张万洪
2015-09-08 14:42:47 | 来源:人民法院报
东京审判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庭审从1946年5月3日开始,持续到1948年4月16日。经过7个月的审议,法庭于1948年11月4日宣判。除了一名被告人在审判开始不久因精神问题被宣布不宜审理、两名被告人在审判期间死亡外,法庭判决所有被告人有罪并承担相应的刑罚,其中东条英机等7人绞刑,荒木贞夫等16人终身监禁,另外两人分别为20年有期徒刑和7年有期徒刑。东京审判是对正义的一次彰显,尽管有人称其是“胜利者的司法”,但其在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教育日本民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东京审判的意义,不容小觑,更不可磨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以法律人的视角来审视东京审判,还可以得出很多教训,对我们反思如何实现国际法治和世界和平,均会大有裨益。为此,本文将重点讨论东京审判的几点美玉之瑕,与同道分享。
首先,天皇缺席审判。昭和天皇裕仁1926年即位,直至其1989年去世,执政63年。根据1889年日本明治宪法,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为国家元首”,统揽行政、立法和军事大权。尽管明治宪法中包含若干限制天皇权力的条款,但天皇权力还是明显大于其他君主立宪国家,如英国君主的权力。在二战中,日本以天皇名义而战;种种证据也表明,天皇本人对日本皇军在战争中的暴行是知情的。然而,天皇却没有出现在东京审判的被告人席上,甚至他的名字在审判中也避免被提起。
其次,许多罪行未被起诉。在未被检控的罪行中,被世人诟病最多的是有关慰安妇的问题。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征召、诱骗和强迫数十万女性,担任随军妓女,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遗憾的是,东京审判对此未有涉及。此外,在日本将医学实验的结果移交给美国之后,美国检察官对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也给予了豁免。基于迄今为止未知的原因,东京审判对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行也没有追诉。大量宪兵队的将领、“黑龙会”等秘密会社的首领、从日本侵略中获取大量利润的工业家,也都是东京审判的漏网之鱼。
再次,未及时出版审判相关文件。哈佛法学院院长玛莎·米诺教授在其名著《在复仇与宽恕之间》中指出,大规模暴行之后,审判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作用机理在于,通过起诉、宣判、出版审判文件等一系列环节,将真相大白于天下,使人们有机会了解过去发生的暴行,同时也警醒未来,使悲剧不致重演。但东京审判在这方面的得分可谓一塌糊涂。除印度法官帕尔单独将自己的异议判决于20世纪50年代在印度发表外,判决书全文令人费解地直至1997年才由当年的法官之一编撰出版,而全部审判文件出版则迟至1981年才面世。这导致整个学界对东京审判研究滞后,世人在长时间内对东京审判缺乏深入的了解。
东京审判之所以有上述缺憾,原因十分复杂。但主要原因是美国的政治考量与单边主义。东京审判之际,冷战初现端倪,担任驻日盟军总司令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以及美国高层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更有效地占领日本而不是惩治战犯。例如对天皇责任的免除是在麦克阿瑟与天皇单独会面后作出的。麦克阿瑟认为,鉴于天皇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起诉天皇会造成日本社会的深刻、持久混乱,据他推演,应对起诉天皇后的混乱局面,需要增派一百万驻日美军,这将大大增加占领日本的困难。米诺教授曾忧心忡忡地写道,如果暴行之后的审判过多依赖于政治因素和政局发展,那么政治就会凌驾于法治之上。东京审判给她这种卡桑德拉式的论断加了一个生动的注脚。面对现实,美国的实用主义考量在东京审判中再一次占据上风,正义就成了牺牲品。
至于东京审判中美国的单边主义,通过与纽伦堡审判对比,便昭然若揭。纽伦堡审判所依据的《伦敦宪章》由美、苏、英、法四国制定,而东京审判的宪章由麦克阿瑟颁布。纽伦堡有四个首席检察官(Chief prosecutors),美、英、法、苏四国各任命一名;东京审判只有一个首席检察官,这个人是美国人约瑟夫·季南。东京审判的法官和法庭庭长,由麦克阿瑟指定。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17条,麦克阿瑟甚至还有改变判决的权力!
总体来说,东京审判是对日本军国主义领导集团所进行的成功的审判、正义的审判。通过东京审判,日本军国主义政府预谋、策划和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以及在战争中犯下的累累罪行才得以揭露。通过司法程序确认的铁证令人发指,触目惊心。审判清算了战争罪行,惩办了战争主犯,教育了日本人民,维护了人类尊严,不容否定,不容置疑。我们“求全责备”,盘点东京审判的遗珠之憾,正是要说明:第一,要完成东京审判未竟的事业,持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遗毒进行批判。由于许多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极右势力没有经过东京审判的惩办,一些被判刑的战犯又通过麦克阿瑟发出的假释指令,得以释放和减刑,有些战犯还令人难以置信地获得担任公职的机会。如甲级战犯岸介信出狱不久,就成立右翼政党自民党,并于两年后担任内阁首相。这些军国主义和极右势力的魑魅魍魉,贻害至今,他们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依然存在,我们不可须臾忘怀。第二,要警惕美国式的单边主义对国际法治的破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特别通告而设立。不难发现,美国一直企图利用其对日本单独占领的特殊地位,贯彻其政治意图。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出现、“冷战”的开启,美国由最初扼制日本,转而扶植日本。因此,美国对其主导下的东京审判也心不在焉,或横加干涉,以致破坏了东京审判应有的效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以法律人的视角来审视东京审判,还可以得出很多教训,对我们反思如何实现国际法治和世界和平,均会大有裨益。为此,本文将重点讨论东京审判的几点美玉之瑕,与同道分享。
首先,天皇缺席审判。昭和天皇裕仁1926年即位,直至其1989年去世,执政63年。根据1889年日本明治宪法,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为国家元首”,统揽行政、立法和军事大权。尽管明治宪法中包含若干限制天皇权力的条款,但天皇权力还是明显大于其他君主立宪国家,如英国君主的权力。在二战中,日本以天皇名义而战;种种证据也表明,天皇本人对日本皇军在战争中的暴行是知情的。然而,天皇却没有出现在东京审判的被告人席上,甚至他的名字在审判中也避免被提起。
其次,许多罪行未被起诉。在未被检控的罪行中,被世人诟病最多的是有关慰安妇的问题。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征召、诱骗和强迫数十万女性,担任随军妓女,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遗憾的是,东京审判对此未有涉及。此外,在日本将医学实验的结果移交给美国之后,美国检察官对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也给予了豁免。基于迄今为止未知的原因,东京审判对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行也没有追诉。大量宪兵队的将领、“黑龙会”等秘密会社的首领、从日本侵略中获取大量利润的工业家,也都是东京审判的漏网之鱼。
再次,未及时出版审判相关文件。哈佛法学院院长玛莎·米诺教授在其名著《在复仇与宽恕之间》中指出,大规模暴行之后,审判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作用机理在于,通过起诉、宣判、出版审判文件等一系列环节,将真相大白于天下,使人们有机会了解过去发生的暴行,同时也警醒未来,使悲剧不致重演。但东京审判在这方面的得分可谓一塌糊涂。除印度法官帕尔单独将自己的异议判决于20世纪50年代在印度发表外,判决书全文令人费解地直至1997年才由当年的法官之一编撰出版,而全部审判文件出版则迟至1981年才面世。这导致整个学界对东京审判研究滞后,世人在长时间内对东京审判缺乏深入的了解。
东京审判之所以有上述缺憾,原因十分复杂。但主要原因是美国的政治考量与单边主义。东京审判之际,冷战初现端倪,担任驻日盟军总司令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以及美国高层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更有效地占领日本而不是惩治战犯。例如对天皇责任的免除是在麦克阿瑟与天皇单独会面后作出的。麦克阿瑟认为,鉴于天皇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起诉天皇会造成日本社会的深刻、持久混乱,据他推演,应对起诉天皇后的混乱局面,需要增派一百万驻日美军,这将大大增加占领日本的困难。米诺教授曾忧心忡忡地写道,如果暴行之后的审判过多依赖于政治因素和政局发展,那么政治就会凌驾于法治之上。东京审判给她这种卡桑德拉式的论断加了一个生动的注脚。面对现实,美国的实用主义考量在东京审判中再一次占据上风,正义就成了牺牲品。
至于东京审判中美国的单边主义,通过与纽伦堡审判对比,便昭然若揭。纽伦堡审判所依据的《伦敦宪章》由美、苏、英、法四国制定,而东京审判的宪章由麦克阿瑟颁布。纽伦堡有四个首席检察官(Chief prosecutors),美、英、法、苏四国各任命一名;东京审判只有一个首席检察官,这个人是美国人约瑟夫·季南。东京审判的法官和法庭庭长,由麦克阿瑟指定。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17条,麦克阿瑟甚至还有改变判决的权力!
总体来说,东京审判是对日本军国主义领导集团所进行的成功的审判、正义的审判。通过东京审判,日本军国主义政府预谋、策划和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以及在战争中犯下的累累罪行才得以揭露。通过司法程序确认的铁证令人发指,触目惊心。审判清算了战争罪行,惩办了战争主犯,教育了日本人民,维护了人类尊严,不容否定,不容置疑。我们“求全责备”,盘点东京审判的遗珠之憾,正是要说明:第一,要完成东京审判未竟的事业,持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遗毒进行批判。由于许多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极右势力没有经过东京审判的惩办,一些被判刑的战犯又通过麦克阿瑟发出的假释指令,得以释放和减刑,有些战犯还令人难以置信地获得担任公职的机会。如甲级战犯岸介信出狱不久,就成立右翼政党自民党,并于两年后担任内阁首相。这些军国主义和极右势力的魑魅魍魉,贻害至今,他们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依然存在,我们不可须臾忘怀。第二,要警惕美国式的单边主义对国际法治的破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特别通告而设立。不难发现,美国一直企图利用其对日本单独占领的特殊地位,贯彻其政治意图。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出现、“冷战”的开启,美国由最初扼制日本,转而扶植日本。因此,美国对其主导下的东京审判也心不在焉,或横加干涉,以致破坏了东京审判应有的效果。
责任编辑: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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