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动东京审判研究的国际会议

　　在东京审判的研究史上，1983年在日本东京巢鸭监狱旧址上建造的太阳城召开的讨论会，被公认为是最具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不仅细谷千博、安藤仁介、儿岛襄、家永三郎等已有大名的日本研究者，当时风华正茂未满四十岁的粟屋宪太郎、大沼保昭等未来日本的重要研究者悉数参加了会议。翻开与会者名单还可以看到，东京审判的荷兰法官伯纳德·维克多·A·勒林（B.V.A.RÖling）、引起持久争议的《胜者的正义》的作者理查德·H·麦尼尔（Richaed H.Minear）、英文版庭审记录第一次出版的编辑者约翰·R·普理查德（Pritchard, R. John）等众多东京审判研究的标志性人物也都赫然在列。甚至在听会的提问者中，我们都能发现著有《审判东京审判》的岛田繁太郎的辩护律师泷川政次郎、重光葵的辩护律师乔治·A·弗内斯（George A. Furness）、小矶国昭的辩护律师阿尔弗雷德·W·布鲁克斯（Alfred W. Brooks）等东京审判的亲历者。对从事东京审判研究的晚生来说，单是这些出席者，这次会议便已成了令人遐想的“传说”。会议的讨论，从国际法、历史、探索和平及今天的意义四个方向展开，两天十分紧凑的报告、问答、讨论，大致包括了东京审判法庭争议以来的所有重要问题。

　　但这次会议的影响力主要还不在于讨论或解决了哪些问题，而在于这次会议对推动真正意义上的东京审判研究起到了原动力的作用。粟屋宪太郎先生说，正是此次讨论会促使了他前往美国等地搜集相关档案，开创了东京审判研究利用原始文献的新阶段。只要对东京审判研究史稍有了解，就会知道粟屋先生当仁不让的说法不是自夸，而是实情的写照。

　　2010年和2011年，法国Odile Jacob出版社和荷兰Martinus Nijhoff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Le procès de Tokyo: un Nuremberg oublié）和《超越胜者之正义——东京战争罪行审判再检讨》 （Beyond Victor’s Justice？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 Revisited）。《东京审判：被遗忘的纽伦堡》虽不是学院型的著作，但要而不繁地勾勒了东京审判的全过程和迄今有关东京审判论争的主要争点，在东京审判的数百种著述中是有特点的一个读本。《超越胜者之正义——东京审判战争罪行审判再检讨》是近年东京审判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两书不约而同，开宗明义都表明了之所以关注东京审判，是感慨于在所在国纽伦堡审判的巨大影响力和东京审判的几乎不为人知。

　　二、东京审判研究在中国的进展

　　东京审判对中日两国同具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与在西方世界的命运不同，东京审判在中日两国有着很高的关注度。但同样是关注，两国的情况并不相同。日本自审判以来对东京审判的各种议论从未间断，对东京审判的研究和对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更已达到了相当广泛、深入的程度。而东京审判在中国受到瞩目仅仅始自近年，而且还是拜影视之赐，也因此东京审判在中国的影响主要还是限于公共话语范围，对东京审判的研究还远远落于人后。

　　其实，东京审判的相关著述和文献在中国出版并不晚，早在1953年东京审判的判决书已经出版。倪家襄的《东京审判内幕》（虽用“内幕”那样的商业噱头命名题目，内容实有所本）更早在审判结束的同时即已出版。但在以后的漫长时期，“东京审判”四字在中国已几乎不复再见。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东京审判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东京审判研究的转折性变化始于近年，这一变化的外部触机是2011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65周年之际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成立。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后，对东京审判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对东京审判的研究与海外研究著作的翻译进行了总体规划。这一规划现已切实展开，并已开始取得成果，除了文献出版、工具书的编辑、海外著作翻译等基础工作，东京审判涉及中国代表团研究，东京审判有关对华侵略、暴行研究，东京审判的司法管辖权问题研究，东京审判与美国，东京审判文献等领域的研究，都有实质性进展。

　　三、东京审判的延伸研究

　　我们说东京审判具有重大意义，是由于东京审判是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为浩瀚，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审判。就狭义的审判本身说，它已为人类留下了极为宝贵的遗产。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它为法学、史学、政治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东京审判的研究价值并不仅限于狭义的审判本身。东京审判审理的日本近代以来对外发动战争、伴随着战争的暴行，涉及到整个东亚近代的历史。作为一个有创造性意义的重大审判，东京审判对国际法，特别是战争法和人道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因此，日本近代史、东亚近代史、中日关系史、日美关系史及国际法、国际刑事法庭的发展，作为东京审判的“前因”和 “后果”，与东京审判都有着密切关系。再则，东京审判以外，战后的美、中、英、法、荷、澳、菲设立的一个准A级和四十九个BC级法庭的审判，以及苏联、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日审判，与东京审判同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这些审判共同成为战后东亚审判的有机组成。军事法庭之外，其他类型的审判，如中国地方法院的“汉奸”审判，作为战后涉日审判，也可纳入以“东京审判”为标志的战后对日审判的范围。

　　广义的东京审判研究，由于时空跨度大，涉及领域广，远非少数人可以包揽，通力合作十分必要。现已开展的研究主要有：中国对日审判，与中国有关的他国审判，东京审判对国际法和国际刑事法庭发展的影响，对东京审判所涉及的事实从审判的角度追踪还原、东京审判对战后东亚格局形成及对以后东亚关系发展的影响。

　　四、东京审判研究的学术化

　　东京审判从季南在开庭词中宣布“文明的审判”起，便出现了“文明的审判”和“胜者的审判”之争，即使在“超越”已标签化的今天 ，这种“大是大非”的对立在日本仍然存在。我们在谈论中国东京审判新进展时之所以点出这一点，主要是为了说明，即使在日本这样一个可以把东京审判作为书斋中的纯粹“学问”研究的环境里，东京审判的意识形态争持仍未能避免，足见东京审判本身确有与生俱来的超出学术的意义。因此，迄今为止中国有关东京审判的文字几乎无不带有“民族大义”（广义的“政治正确”）的强烈色彩也在情理之中。虽如此，我还是有一个顽固的偏见：真正意义上的东京审判研究，可以也应该不受情感、价值、信仰的羁绊，正如我们对侵略和暴行可以深恶痛绝，不等于我们有权要求审判不严格依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