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至1948年那场正义的审判已过去将近70年，当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奋力为中华民族力争国家权益与民族尊严的前辈们，多数已离开人世。而93岁的高文彬老先生，是如今全中国亲历东京审判还在世仅有两人之一，另一位是当年的中国检察官翻译张培基老先生。

　　医院探访

　　本报记者前往拜访时，高老先生正在住院调养。高文彬平日由保姆照顾生活起居，恰逢保姆家中有事，高老先生便自己前往医院住下。虽已耄耋高龄，高文彬仍然精神矍铄，说起普通话时带有吴侬乡音，语速不快，说话时专注地看着对话人的眼睛。

　　病房干净明亮，高文彬执意要我们坐在窗边的软椅子上，自己一小步一小步挪来一个木椅子端坐在上面。隔壁病床位住了一位上了岁数的老太太，似乎不太舒服的卧着，高先生说话时也放低了音量。在这位经历颇多的百岁老人脸上布满了平静。

　　高先生听闻要采访他关于东京审判这段历史，虽然多年来已被采访过多次，但他仍友善地说：“虽然我上了年纪，但那些事情我都清楚地记得呢！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问！”

　　前往缘由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组建之时，高文彬还是个24岁的年轻小伙子。他当时刚从东吴法学院毕业，“我们学校是一所教会学校，所以学法都是中英文双语教学。”高文彬介绍。

　　彼时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已先行前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收集整理了大量日本侵华战争的暴行。然而，由于国际法庭的通用语言为英语，因此亟须既懂法学又懂英语的人前往日本，把大量中文证据和证词译成英文。

　　正在此时，向哲濬的清华同学刘世芳教授向其推荐了自己的得意门生高文彬，高文彬作为翻译前往日本完成了大量的书面翻译资料工作。“正是因为我们学校的语言优势，所以才选中了我。”高文彬说。

　　历史现场

　　高文彬回忆道，“最开始，我只是被聘为翻译，月薪250美元，几个月后，我升为向哲濬的检察官秘书，月薪涨到了300美元。”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开庭。庭审采用英美法，庭审语言也使用英语。高文彬承担的任务，就是将中国代表团的意见翻译给法庭，同时将庭审情况说明给向哲濬等中国代表团的成员。除此之外，高文彬还辅助向哲濬进行庭审准备、庭审记录等工作。

　　对于这场审判，由于当时中国国内处于较复杂的历史阶段，中国检察组有些准备不足。

　　“我们中国是对日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高文彬介绍说，“诉因55项罪行中有44项与中国相关，但是中国代表团仅有17人，而且有先有后，同时参加法庭审判的中方人员始终只有10人左右，给庭审带来了很大困难。”

　　当时许多国家提出了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由于当时的战略和政治因素，麦克阿瑟曾秘密会见裕仁，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回忆往事

　　高文彬回忆东京审判那段过去时说道：“当时审判的都是日本国内的首脑级人物，日本也派了国内一流的律师为其辩护，美国也为日本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高文彬回忆道，由于当时法庭使用的英美诉讼程序，日本并不太懂，美方有专门帮助日方做一些翻译和其他辅助工作。

　　当年参加东京审判的翻译工作时，高文彬在图书馆翻阅资料时，发现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日新闻》上刊登了一张摄于1937年，侵华日军攻入南京后不久的照片。照片上，两名日本军官刚刚进行完一场杀人比赛，看谁砍中国人的头多。

　　“砍得刀刃都卷了起来！”高文彬提起日军的罪行时一字一句清楚地说道。

　　当时高文彬记下两名日军的名字——向井敏明和野田毅。

　　国民政府南京军事法庭在收到高文彬从东京寄来的证据材料后，将这两名已混在一般日本投降兵回国的嗜血刽子手抓获。“当时在日本抓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街头摆摊卖东西。”高文彬说，他们被押解到南京受审，被枪毙于雨花台。这两人的罪行也是日军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的重要佐证。

　　另一个印象较为深刻的事，是溥仪出庭作证。“但当时溥仪并不是作为中方的证人，而是苏联的证人。”高文彬介绍说，当时溥仪对日本强迫他娶老婆，并以此来监视他的行为予以痛斥。

　　溥仪整整出庭8天，创下了东京审判中单人作证最长时间的纪录。审判结束后，溥仪由苏联军人押回了海参崴。

　　今日感慨

　　作为东京审判的亲历者，高文彬评价东京审判时谈到，“日本人不认罪，认为东京审判是自己战败了被审判，但日本在战争中恶行太多，南京大屠杀不过是其中一件罢了。”

　　高文彬介绍，东京审判中的28个甲级战犯，并非全都是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还有些是在太平洋等地。而东京审判中与中国有关的部分，也只有伪满洲国和南京大屠杀两个事件最为突出。

　　高文彬认为，最后审判时，虽然对每个战犯的罪行认真甄别，量刑也注意区别对待，“但整个历史中的这段战争，是需要每一个日本战犯为之负责的！”

　　后续故事

　　经过两年多审判，1948年8月，处理完案件收尾事宜的高文彬与向哲濬一起乘坐“美琪将军号”邮轮回到中国，随身携带的是两大木箱总共500多本案件的材料，包括48000多页的庭审纪录和2000多页的证据。

　　回国之后，高文彬回到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他将整理好的庭审记录一套给了东吴大学法学院，一套由向哲濬带到南京给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后来因为国内外时局巨变，这两套材料不幸遗失。

　　建国后，高文彬曾遭受错案，失去自由多年。改革开放后获得平反，高文彬被上海海运学院（现在的上海海事大学）聘为教授，曾应邀到美国两所大学讲授中国法律，并和其他一些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老人一起，参与编撰了《英美法大辞典》。目前高文彬已从上海海事大学退休，现居住在上海虹口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