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战斗，对我来说，是一场殊死战，因为我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已把自身的生死荣辱，决定于这场战斗的成败。事后追记，历历在目，既有酸辛苦楚，亦堪稍自告慰，有不可言喻之感慨。写到这里，已泪水盈眶，不能平静下来。”

　　这段话是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日奥在他的自传《淡泊从容莅海牙》一书中写道的。2015年8月18日，北京东交民巷一个老旧小区里，当年逾古稀的倪乃先将父亲的这本书赠与记者时，距倪征日奥参加东京审判已经过去了68年。

　　临危受命艰难取证

　　下雪了。

　　1946年，北平的冬天严寒阴森。雪地里，一位戴着一副大框眼镜的中年男子为寻找日本战犯侵华证据四处奔波，结果是两手空空。日子一天天流逝，他甚至能感到在东京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因焦急而充满血丝的双眼。

　　“当时，父亲刚刚从英美考察司法制度归来不久，就接到一项紧急任务——作为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支援东京审判。”忆及往事，倪乃先说，那时她才6岁，只知道父亲又要出差了，根本不懂父亲去做什么。直到1985年之后，父亲才慢慢向自己讲起那段经历，得以了解到那次伟大的审判。

　　彼时，庭审已经进行了半年多。中国检察官囿于法庭采用的英美法审判程序，又未能预先全面收集具体证据，在审判之初就陷入了被动局面。在形势不利于中方代表团的时候，倪征日奥临危受命。他后来回忆说：“对这样迫切号召，我当然义不容辞，尽管当时动极思静，原想坐定下来进行写作，现在不得不改变初衷，准备立即投入到实际战斗中去。”

　　“父亲仔细分析了东京审判的不利形势，很快确定了突破口，‘利用被告人答辩阶段中检察方面还可对被告人所提证人进行反诘的规定，见缝插针地提出一些有助于检察方面的证据，以便确定被告人的罪责。’”

　　取证工作是异常艰难的。当倪征日奥到北平监狱探访关在那里的“特大汉奸”时，伪满“立法院院长”赵欣伯满口答应合作，并表示愿立即写书面材料。但之后他又改变初衷，将其所写材料当着倪征日奥的面投入火炉之中。熊熊大火吞没了板垣和土肥原以及汉奸们的罪恶，也吞噬了他心中仅存的一点希望。

　　“父亲什么也没说，只是扶了扶眼镜，转身就走了。”

　　此后经人介绍，倪征日奥又与居于北平东城什锦花园的吴佩孚遗孀张夫人见了一面，找到了日本人因胁迫吴佩孚和唐绍仪联合成立伪政权不成，而派牙医将其毒死的第一手证据。这也是他在北平获得的唯一一份证据。

　　“父亲后来回忆说，那段时间饭也不想吃。这样一种有苦难言，有怨难申的处境，令他的心情沉重得几乎窒息。”

　　在国内举证困难的情况下，1947年2月，倪征日奥与代表团成员鄂森、吴学义取道东京。经协调，他们得以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十几年的档案资料不计其数。要从字里行间发掘罪行证据，就像大海捞针。经过一段时间的昼夜奋战，中国代表团找到了大量可以证明首要战犯罪行的有力证据。

　　“这期间还有个小插曲。”倪乃先回忆说，为防止泄密，父亲和同事们在一起研究案情、分析证据时不敢直接称呼土肥原和板垣大名，而以“土老二”“板老四”代替。有时，他们也称板垣为“板完”，意思是“板定完结”。

　　指证土肥原贤二

　　1947年9月10日，东京审判的第三个阶段，即被告人个人辩护阶段开始。

　　“这个阶段，对被告人们自己来说，是一个关键性阶段，也是众人瞩目的阶段。”在倪征日奥看来，中国检察官能否对被告人所提证人进行有力反诘并见缝插针地提出证据，将决定最后被告人罪责的确定。

　　“这个时候，28名被告人里有两人先后病死，一人因精神病而免受审判。”倪乃先介绍说，在剩下的25人中，按照姓名的英文字母次序，土肥原被排在第二个出场自辩。那天，是9月16日。

　　法庭上，土肥原显得十分紧张。他的第一个证人是他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时的新闻课长爱泽诚。证词大意是，土肥原掌握的沈阳特务机关只是收集情报，并无其他秘密活动。

　　“你是否知道土肥原贤二于1935年阴谋发动军事政治攻势，企图在平津组织‘华北五省自治’？”倪征日奥的英语语调十分平淡，语速也不快。问完这句话，他转过头去，很平静地看着爱泽诚。

　　正当对方竭力思索时，倪征日奥进一步质问：“对于此事，当时的外国报纸均有报道，你这个新闻课长难道会一无所知？”随即，倪征日奥提交法庭一份关东军的《奉天特务机关报》，证明土肥原在1935年曾想组织“华北五省自治”事件，爱泽诚哑口无言。

　　另一证人是日本原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1931年秋，土肥原将溥仪装入箱内，用汽车运到塘沽，又用船载到大连。桑岛劝阻未果，向外务大臣拍了电报。但他作证却说这些都是流言。倪征日奥立刻向法庭出示电报，桑岛目瞪口呆。

　　老奸巨猾的土肥原随后放弃当庭亲自辩护，力避中国检察方面的盘诘。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中国检察官是个善于捕捉漏洞的高手。要保护自己，只有沉默。

　　“对此，父亲早已洞悉，决定在反诘板垣时，将其二人的罪证一并提出。”

　　“后来，我看到父亲写给我姨夫的信，里面提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白天都要参加面对面的庭审辩论，晚上看庭审记录，还要考虑第二天如何应付他们，拟写质诘辩论提纲，容不得有半点遗漏差错闪失，常常是工作到深夜，太累了。”倪乃先回忆说，这期间，父亲因为工作需要回来过几次。每次都显得非常憔悴虚弱，脸色也很灰暗，但眼神却是坚定的。

　　与板垣征四郎舌战十天

　　“父亲在法庭上始终是有理有节，沉着冷静。他反诘的语调既不激烈也不软弱，淡淡的，却是绵里藏针。”

　　正是凭借这种平和中的机敏，理性中的睿智，倪征日奥将扬言“与中国检察组大战三百回合”的板垣征四郎辩得体无完肤。

　　1947年10月6日之后的10天，是法庭最精彩的阶段。板垣向法庭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提供了15名证人，却不曾想，第一个证人岛本就被检察局轰下了台。

　　第二个证人次官山胁作证说，板垣在其任陆相时一贯整饬军纪，而且始终坚定主张撤退在华日军。

　　倪征日奥随后向法庭提交了以山胁名义签发的“限制自中国返回日本军人言论”的命令。文件列举了回国日军对亲友谈话的内容：所有在中国的日本作战军队，经调查，没有不犯杀人、强盗和强奸罪的；日本军官告诫他们的士兵，如果发生强奸事件，或者给受害者金钱打发走，或者在强奸之后杀掉灭口。”

　　“证人山胁，你刚刚说，日本军队在中国没有屠杀、没有抢劫、没有强奸、没有犯罪。”倪征日奥稍微停顿了一下，“那么，你们日本陆军省，为什么要禁止回国的日本军人跟他们的亲友谈论他们在中国的行为呢？为什么？”山胁张口结舌。倪征日奥脸上带着笑，眼睛却一直紧紧盯着山胁，“山胁先生，现在，你还敢说你们日本军队在中国没有犯罪吗？”山胁开始冒汗。

　　板垣的辩护律师和证人们虽然向法庭提供了大量文件作为证据，但在倪征日奥的一一反诘下，不被法庭采信的，高达四分之三之多。

　　在最后陈词的时候，倪征日奥努力把板垣和土肥原的罪恶活动联系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箭双雕”。他指着被告人席上的土肥原问板垣：“你在陆相任内后期派往中国去拉拢吴唐合作的土肥原，是不是就是当年僭充沈阳市长、扶植傀儡溥仪称帝、勾结关东日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古独立、到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持会、煊赫一时、无恶不作，而今危坐在被告人席右端的土肥原？”

　　“这时候，我觉得好像有亿万中国同胞站在我后面支持我的指控，使我几乎泪下。当时全场肃然。板垣知道这一连串罪状，虽然直指土肥原，但也莫不和他有直接联系，当时如坐针毡。他也明白，我的发问是最后促使全场注意，并非真正要他作答，因此也就赧然走下证人台。” 在后来的回忆中，倪征日奥这样写道。

　　“父亲一生没有离开过‘法’字”

　　东京审判载誉而归，国民党政府先后以司法部次长、最高检察长的高位相聘，倪征日奥都一一当面谢绝了。他表示宁愿退隐，回到了母校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

　　倪乃先说，父亲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法律研究，很少从事行政工作。“父亲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爱国主义精神外，就是他对法律的孜孜以求，以及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倪征日奥先后担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和条约法律司法律顾问。期间，他参与了联合国海洋法的编纂等工作。

　　1985年，倪征日奥高龄远赴海牙出任国际法院法官。几个月后，倪乃先前去陪同，这一去就是八年。在那里，她作为生活秘书、工作助理，一直陪伴父亲左右。

　　在倪乃先家中，记者发现了一张旧字条，上面工工整整地记录了从1985到1993年间，倪征日奥在担任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期间，历年上缴国家财政的法官收支结余合计52万余荷币，当时折合人民币200万余元。

　　“父亲留给我的精神财富远远大于物质。他一生都在坚持‘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工作’。看起来很中庸很平淡，但是我觉得受用一辈子。”

　　倪乃先说她与父亲更像朋友。小时候，因为母亲身体不好，不常出门，所以总是父亲带女儿出去逛公园、看戏、购物。在倪乃先准备考大学时，母亲说如果你考上清华，奖你一件皮夹克。后来，她真的考上了，母亲却忘记了她的诺言。倒是父亲，一直记着。他带女儿去东安市场，精心挑了一件皮夹克。这件凝聚着浓浓父爱的皮夹克，倪乃先穿过后，又传给了儿子，一直舍不得丢弃。

　　“父亲一生喜爱戏曲。”倪乃先回忆，昆剧《十五贯》、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评剧《杨三姐告状》，凡是与伸张正义相关的戏曲他都会心无旁骛认真地坐在那看。

　　倪征日奥生病弥留及告别之际，曲社的朋友纷纷赶来为他唱他最爱的《长生殿·小宴》：“天淡云闲，列长空，数行新雁。御园中，秋色斑斓，柳添黄，蘋减绿，红莲脱瓣……”

　　2003年9月3日，97岁的倪征日奥悄然仙逝。他的新世界里，有法律，也有昆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