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亲历那场举世闻名的历史审判事件时，他的儿子向隆万年仅5岁。在此后长达近60年的时间里，向隆万并未意识到自己的父亲曾在这场重要的历史事件中，担任了一个极为伟大的角色。

　　少言的父亲

　　“我父亲比我大49岁，从来没有和我谈起过这段经历。”向隆万先生回忆父亲生前时，并没有对父亲的性格或形象作出过多的描述。

　　向哲濬作为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比梅汝璈、倪征日奥更早的前往远东军事法庭，参与了更为完整的前期资料整理、庭审、宣读审判结果等过程。然而由于历史阶段中政治气氛与社会环境的缘故，向哲濬并未留下任何类似口述、日记等形式的资料。向隆万先生用“少言”二字来形容父亲平日对东京审判的提及。

　　与父亲从事法律事业不同，向隆万先生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前往西安交通大学教书。“直到1984年，父亲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我调回上海交通大学，以便于照顾父亲。”向隆万先生介绍，此后自己便一直在上海生活。

　　关注的契机

　　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东京审判被重提，引发了媒体与文艺界的关注，至此向隆万先生才更多地了解到这段历史。不久后《东京审判》电影上映，向隆万作为向哲濬之子受邀参加首映式，同时被邀请的还有亲历东京审判的翻译兼秘书高文彬，以及中国法官梅汝璈后人梅小璈。

　　观影后制作方请三人评价并发表意见。“我们当然都先予以好评了，”向隆万先生笑着说，“但的确有些乱编的成分在里面，比如电影里有个情节设计为日本右翼要暗杀梅先生，这是没有的事。又比如说电影里有个小和尚当南京大屠杀的证人，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都知道当时检方有11名证人出庭，其中8名是从中国到东京去的。其中4个受害者代表，4个见证者代表，哪有什么小和尚！”

　　虽然是电影演绎，但向隆万先生非常严肃的表示，“其他类型的电影可以改编，但这段历史不该加入些子虚乌有的事，本来日本右翼就拿东京审判做文章，这样乱编，岂不是‘授人以柄’嘛！”

　　从“寻找”到“研究”

　　“第一次真正了解我父亲与东京审判这段历史的渊源，是在2006年。”向隆万先生介绍，当时自己前往美国华盛顿出差，到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看到了东京审判庭审纪录的微缩胶卷，有将近40卷。另外，上世纪80年代美国也出版了纸质的庭审记录，每4页被缩印在1页上，共计20多卷。当年，向隆万利用参加小儿子毕业典礼的机会，再次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翻拍了一些照片文字，但他自己认为，“收集的内容都很单薄”。

　　上世纪80年代初，向隆万曾作为访问学者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两年，以后和导师朱家鲲教授保持密切联系。当他知道哥大东亚图书馆也有纸质庭审记录时，2007年利用到美国探亲的机会，在朱教授的帮助下，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复印相关资料。为了节省开支，住在新泽西州友人家。每天早上坐火车到纽约曼哈顿，再换地铁到哥大，在东亚图书馆查阅纸质版的东京审判庭审记录。根据索引，共找到父亲向哲濬检察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0次发言，庭审记录一百多页。向隆万先生将父亲讲话收集整理翻译后，于2010年出版书籍《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

　　从“成果”到“坚持”

　　由于向隆万先生所著书籍中涉及大量一手资料，这在当时国内还较为鲜见，随即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很快教育部、文化部、国家图书馆等机构都与向隆万先生取得了联系，希望能为向隆万先生提供支持与帮助，以更好地继续做这项还原历史的伟大事业。

　　2010年，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向隆万先生担任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同时从社科院等各大研究机构调来专家、学者组建研究团队，并与国家图书馆建立了合作关系。

　　专业化研究队伍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整理出东京审判庭审记录全文。“因为这是基于官方的、已公开的、也是最基础全面的资料。”向隆万先生解释到，由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国家图书馆通过与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际沟通的形式，前往购得东京审判庭审纪录微缩胶卷的数字版全套资料，共计80卷。

　　紧接着，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又耗时4个月，作出一套索引、附录集。向隆万先生介绍道：“这也是当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学习到的，80卷的庭审记录内容太多，如果没有索引目录，查阅和学术研究都很不便。因此这项工作对今后进一步研究是有巨大的帮助和价值的。”

　　此外，东京审判研究中心还在继续的工作有，出版50卷的东京审判证据集成，东京审判前讯问记录集，以及将东京审判庭审记录中与中国有关的部分翻译成中文出版。部分工作还在进行中，尚未问世。

　　为什么要坚持做这件事呢？向隆万先生说：“我们坚持做基础文献的补遗工作，就是因为，东京审判并不是‘胜者的审判’，东京审判是严格依照法律程序，靠事实、讲证据的审判，这也正是东京审判的力量之所在。因此说东京审判是正义的审判，文明的审判，这段历史不该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