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北京，天高云淡。记者在北京拜见了94岁的张培基老先生。他的最新身份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退休教授，曾经担任北京市高级职称评委、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获国务院颁发的突出贡献者特殊津贴。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因英文出色，时年25岁的张老被聘为英文翻译，参加了举世瞩目的东京大审判。如今，他是中国健在的两位亲历者之一。

　　岁月久远，回忆起69年前那场史无前例的国际大审判，老人仍思绪万千，难以平静。

　　红白掩映中遍地焦土

　　“由于法庭使用的工作语言是英文和日文，中国提供的大量证据证言都要从中文翻译成英文，急需翻译。”坐在家中书房的木椅上，老人努力找寻自己的青春记忆。

　　1946年4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濬来上海招聘翻译。得知此事后，时任英文《中国评论周报》主编桂中枢向他的清华校友向哲濬举荐了该报特约撰稿人张培基。

　　“我和向哲濬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华懋饭店，”张老回忆说，他们在房间里简单聊了几句之后，向先生就拿出了一份报纸，从上面剪了一段新闻请他翻译。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的张老英文功底相当扎实，彼时他还担任《上海自由西报》英文记者、《中国年鉴》（英文）副总编。

　　一段精彩的译文很快完成。向哲濬看后，兴奋地连声说“我们要你了！”

　　1946年5月，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载着张老从上海来到东京。与他同机的还有一同被聘用的英文翻译周锡卿、高文彬、刘继盛、郑鲁达等。

　　时值初夏，东京市涩谷区杜鹃盛开。第一次踏上战时敌人的国土，张老感慨万分：“眼前是一派破败的景象，许多民房都被炸掉了，红白掩映中遍地焦土。”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在的大楼是完整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建筑。这栋大楼在战前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战时是日本陆军省军部。“当年侵华战争的策源地，如今却成了其罪行的审判地，真是巨大的讽刺啊”。张老先生语速很慢，表情愈发严峻。

　　担任中国检察官翻译期间，张老大部分工作日的早上八点半都会准时来到检察官向哲濬的办公室，翻译各国检察官往来备忘录等各种公文及证人证词，“每天从早忙到晚，很是紧张。”

　　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开庭。在张老的记忆中，28名战犯分排坐在审判席上。每人面前的桌子上还放着一个小包，里面装有各种文件资料。在他们身后，整齐地站着一排美国宪兵。

　　“这些细节在电影《东京审判》中并没有体现。”张老清晰记得2006年8月15日，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了电影《东京审判》看片会，他被邀参加，并指出了片中不符史实之处。

　　“比如，电影中法官和检察官常有来往。事实上，法官和检察官在私下是不能来往的，这是规定。”

　　“再比如，每次开庭，11个国家的法官排队到场。一位美国军官首先高喊 ‘All personnel rise（全体起立）’。庭长宣布开庭后，这位军官又喊道‘All personnel be seated（全体坐下）’。之后，审判活动才开始。”张老说，法庭用语不同于日常会话。电影《东京审判》用stand up代替rise，用sit down代替be seated，显得不准确。

　　在这些战犯中，留给张老印象最深的是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整个审判过程中，土肥原几乎是一言不发，大部分时间是闭着眼睛坐在被告人席上。这给中国检察官带来了很大压力。”张老先生说，板垣则不同，极力狡辩。他提出了长达48页的证词，提供了15个证人，扬言说要和中国大战三百回合。但所有的狡辩都经不住事实的检验。

　　1946年8月16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发生了轰动世界的一幕。

　　“那天中午，法庭执行官引导着一位瘦高的中国中年男子步入法庭，缓缓地走向证人台。他穿着藏青色西服，戴着深色眼镜，一缕头发垂在前额上，说话是标准的北京口音。身后站着两名法庭宪兵和一位苏联军官。”

　　中国的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就这样登上了证人席。 “当时他谈了很多对于检察方面有利的事情。比如，日本怎么样策划建立满洲国，怎么样把它从天津弄到旅顺，后来又从旅顺弄到长春，做傀儡皇帝。他形容自己像演猴戏一样，没有发言权，整天受监督。特别是当他讲到日本人怎么样把他爱妻毒死了，要他跟日本女人结婚，气得不得了，激动得拍桌子。”溥仪的出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整整8天，溥仪创造了东京审判中单人作证的历史记录。

　　“一个划时代的日子。”日本最负盛名的报纸《朝日新闻》如此形容这一天对于东京审判的意义。

　　一次不彻底的审判

　　经过长达两年半的审判，1948年冬，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一个时代落幕了。“判决书有1000多页，法庭用了整整7天才宣读完毕。”

　　“东京审判并不是想象的那样简单，中间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在张老的记忆中，远东法庭的整个诉讼程序都受着英美法系的严重影响，证据很重要。“中国检察官在国内收集证据的过程很不顺利，因为许多资料被日本宣布投降后秘密销毁了。倒是最后在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发现了大量有力的证据。”

　　“东京审判是一次很不彻底的审判。”张老举例说，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罪行没有被起诉，731部队搞活体解剖、细菌战等，惨无人道，也没有被追究责任。可以说，对战争罪行的清算还不够。

　　日本投降后，盟国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结束审判工作，张老并没有立刻回国，他被要求留在赔偿委员会继续工作。不久留学美国，就读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英国文学系研究院。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几天，他便毅然飞回了祖国的怀抱。那一年张老年仅28岁。

　　硝烟散尽又新征。此后近70年，张培基先生孜孜不倦地耕耘在译坛。如今，他的名字已被列入《中国翻译家词典》，在当今中国翻译界有着重要的地位。

　　现在，老人每天的生活很规律。尽管眼神不好，却仍坚持读书看报。“人老了，记性不好。但有一点我不会忘记，就是日本对我们的侵略。历史不能被遗忘！”

　　阳光射进屋里，一室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