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柜里静静摆放着一件折叠整齐的法袍。长期以来，无数参观者在此驻足凝视。法袍的所有者是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璈。1946年5月至1948年12月，梅汝璈正是穿着这件法袍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对第一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1998年，我和母亲一起将这件记录了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法袍捐赠给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后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为国家博物馆），希望这能成为历史的见证，警示后人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那段岁月。”8月14日，记者在中国青年报社见到了梅汝璈之子梅小璈。他说，父亲只是尽心尽力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并无太多与众不同之处。毕竟，有了同胞的牺牲才有胜利，有胜利才有审判，有审判才成全了作为法律工作者的父亲。

　　“父亲在日记中多次写道：‘中国人还得争气才行！’”

　　1946年3月20日，风和日丽。下午4点，一架来自上海的军用飞机徐徐降落在日本厚木机场。

　　舱门打开，一位穿戴整齐的中国男士在盟军总部上校军官的迎接下，走下飞机。

　　这位“重要人物”就是梅汝璈。当天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海《申报》、《大公报》纷纷在显著位置刊出一则消息：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初踏上浴血抗击多年的敌国本土，感想颇多。在抵达日本当天的日记里，梅汝璈记下了他的复杂心情：“我注视公路两旁的景象和路上日本男女的表情。我的总印象是横滨和东京的工厂都炸光、烧光了。无论男女，他们和我二十二年前在日本所见的已经太不相同了。这都不能不叫我们正要审判的那些战犯们负责！他们扰乱了世界，荼害了中国，而且葬送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前途。”

　　“这本日记是父亲从1946年3月20日抵达东京到开庭后的5月13日短短50多天的文字记录，共5万余字。”梅小璈介绍说，对日本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对祖国命运的担忧与祝福，是先父在东京国际法庭从事审判工作的同时从未停止过的。他在日记里不止一次地写道：“中国人还得争气才行！”

　　“父亲敏锐地看到，战后日本经济的状况并不像他们宣传的那样糟糕，他们有可能在‘装穷装苦’。倒是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旋即又陷入内战，情况比日本更加糟糕。他还提到，假使国人不能团结一致努力建设，国际地位就会没落。夜深人静时，想到这些事，‘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几乎有两三个钟头不能闭眼’。”

　　尽管梅汝璈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家国情怀在他心中仍然根深蒂固。如何利用战胜国的身份与地位，为国家争得应有的荣誉与尊严，是梅汝璈耿耿于怀的。为此他常常在日记中自我激励，表达自己的责任感：

　　“各国派来的同事都是有经验有地位的老法官，我得兢兢业业郑重其事，决不马马虎虎。”

　　“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

　　“综观父亲日记，‘争气’、‘郑重’是反复出现的词语。”

　　“父亲心里时刻想着维护国家的荣誉和尊严”

　　“父亲去东京时满头黑发，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战犯期间回国述职时,头发已花白。”梅小璈听母亲说，父亲每次回来都是忧心忡忡，法庭内外种种势力的较量，使得他无法放松心情。

　　从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历时两年半的东京审判之所以能够取得差强人意的成果，与梅汝璈的努力密不可分。

　　开庭前一日，法庭举行预演。此前一直存在的法官座次之争不可避免地激化。在梅汝璈看来，远东国际法庭法官既是由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受降的各国所派遣，法官们的席次当然应该以受降签字的先后为序。“即按照美、中、英、苏、澳、加、法、荷、新、印、菲的顺序来排位。”当天，审判长韦伯宣布入场顺序时将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后。梅汝璈气愤地脱下黑色法袍，拒绝参加。韦伯最终同意将中国排在第二的位置。

　　“父亲不是一个计较个人得失的人。他当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争座次是因为中国法官的位置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关乎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尊重。”

　　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

　　在法庭宣读起诉书的漫长过程中，坐在庄严的审判席上，梅汝璈第一次得以审视自己面前的28名日本战犯，他感到了“无限的愤恨，无限的感触”。他在日记里这样描述，“土肥原强作镇定，露出不安的情形。东条依然是死板板地像泥塑一样。没有了当年的威风和豪气。”此情此景，让他“不免义愤填膺，好像同胞的愤恨都要在我一个人的胸口内发泄似的！”

　　在法庭最后环节的工作——判决书的撰写问题上，有人主张统一书写。梅汝璈却坚决认为，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苦，应由中国人书写。法庭接受了梅汝璈的提议，决定由他负责判决书第四章《日本对华侵略》的起草工作。

　　“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当时庭审工作已经结束，各种资料、证据堆积如山。父亲夜以继日，奋笔疾书。篇幅虽大，完成得却比较快，在法官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由这次历史性审判而形成的，堪称鸿篇巨制的国际刑事判决书，包含着中国人的情怀和心血。

　　“那些日子，我们就像钻进成千上万件证据和国际法典的虫子，每天在里面爬来爬去，生怕遗漏了重要的东西。” 梅汝璈曾这样回忆。现在，这份判决书的英文打印稿之一已连同法袍一起捐献、展出。

　　“父亲在审判时一直严守法律精神”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决。判决书的开头这样写着：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战争罪行的总和和根源。判决书一共宣读了7天……

　　而此前，关于战争罪犯的量刑争论也经历了惊心动魄的过程。

　　东京法庭制定了共同遵守的诉讼程序，却没有一个共同的量刑依据。由于各国法律体系不同，遭受日本侵害的程度也不一样，十一位法官在是否对主要战犯适用死刑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比如，来自澳大利亚的庭长韦伯主张将战犯们统统流放荒岛；美英法官支持死刑判决，但他们的注意力仅限于对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英美战俘的战犯身上；而印度法官帕尔博士则主张无罪开释全体战犯。

　　梅汝璈忧心如焚。他表示：若不能严惩战犯，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

　　“由于历史原因，父亲未能完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的写作，后人已无法详细知晓当时法官们宣誓保密的量刑讨论情况。”梅小璈说，但从父亲在1948年4月24日致时任外交部长的电报中可以体会到他遭遇的困境。电报说：“惟拟判工作，进行迟缓，其主因实际为案情庞大，卷宗浩多，以及十一国同人见解分歧，常陷僵局，调协折冲，颇费时日。璈职责所在，自当竭其绵薄，为我国在此次空前国际法律正义斗争中之胜利尽其最后之努力。”

　　为呼请法官们珍视“生死权之一票”，梅汝璈不断交涉、周旋。最后以微弱多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通过了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首恶处以绞刑的严正判决。

　　对于那段最艰难的日子，现存资料没有过多描述。但后来，梅汝璈在和一位记者的谈话中，曾用一则典故形容当时的状态：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

　　“父亲在审判时一直严守法律精神。哪怕他对日本恨之入骨，心中也永远放着法官应有的那杆秤。”梅小璈平静地说。

　　对于那场如同硝烟一般逝去的历史审判，日本国内也许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梅先生的一段话，或许能让人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战争和历史：“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中国法官终于在长达两年半的818次庭审中创下了奇迹。

　　“在整理遗作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父亲”

　　1973年，梅汝璈逝世的时候，梅小璈年仅21岁。

　　“14岁之前，我只是隐隐地感觉到我们家和别人家有点不太一样。”但父亲具体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梅小璈并不清楚。因为，“父亲从不和我们谈论以前的事，我们也没有问过。”

　　“第一次知道父亲参加东京审判的这段经历，是在他去世后。”梅小璈说，父亲去世数日后，《人民日报》刊出一则小小的讣告，里面提到父亲当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在整理父亲遗作的过程中，他逐渐发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梅汝璈。

　　虽然在东京审判的两年半时间里，梅汝璈作为法官享受着较为丰厚的待遇，但他常常从报上看到国内“内战”的坏消息，因此对国民党政府非常失望。当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梅汝璈为行政院委员兼司法部长时，他在东京公开声明拒绝回国赴任，并冒险经香港来到北京。此后，他长期在外交部担任法律顾问，直到逝世。

　　到达北京后第三天，梅汝璈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会上，周恩来总理赞扬了梅汝璈的工作，说“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然而好景不长，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梅汝璈受到批判。他不改初衷，不忘使命，写出了影响很大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他建议政府重视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呼吁学术界和出版界克服困难，努力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在国内的政治环境稍稍宽松的情况下，梅汝璈开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的撰写工作。“原计划是用7章将东京审判的整个过程详细地描述出来，可他只写了4章。”梅小璈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父亲就没有条件写作了，直至1973年去世。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法学界的一个遗憾。

　　“从学术价值来说，此书是对传统国际法原理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现代国际法尤其是战争法基本原则的充分阐述，尤其是它为以后国际战争罪犯的审判提供了充分和坚实的法理基础，在现代国际法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华东政法大学原校长何勤华在该书序言中这样写道。

　　“父亲就是一个读书、教书、做学问的人。身处时代和历史生成的矛盾中，有着知识分子最朴素的家国情怀。我后来搜集到他早期写的文章，比如《拿破仑法典及其影响》、《盎格鲁-撒克逊法制之研究》等等，都是纯学术论文。”

　　在儿子梅小璈眼里，父亲的晚年是孤寂的。据他回忆，1960年代初的一个傍晚，他家所在的北京市东城区顶银胡同停电。梅汝璈坐在家中吱吱作响的藤椅上。黑暗中，他轻轻哼起清华学校早年的校歌：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立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

　　歌声缭绕，似又回到了当年。